屈、宋辞赋

战国后期，伟大诗人屈原在楚歌创作的基础上，进一步革新南北诗体，创造出一种新体诗歌――楚辞。其后，楚辞又因宋玉等人师法继作而蔚为大观。

屈原(约前340―前278)，名平，是与楚王同姓的贵族成员。其屈氏家族从楚国建立以后，就世为楚国显赫大族，世袭莫敖高官。直至战国末年，屈氏仍然是支撑着楚国政治大厦的三大家族(屈、景、昭)之一。屈原出身于这一特殊家族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故“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青年时代即任楚怀王的左徒(当为莫敖的易名，亦为世袭)，深得怀王宠信，为怀王主持内政外交，“造为宪令”，志在辅佐怀王革新朝政，变法图强。可是不久，他就受到了腐朽的贵族集团的围攻和陷害，而怀王听信谗言，将他疏远并进而放逐。楚国从此在秦国的威逼之下，兵挫地削，由盛转衰。怀王在焦头烂额之中，又落入秦国圈套，被骗至秦国囚禁而死，以致国家岌岌可危。屈原因此挺身遣责腐朽的贵族集团投降卖国，结果遭到了以继立的楚顷襄王为首的贵族统治集团的嫉恨，被远逐到蛮荒的江南之地。屈原在流放之中，哀国家民族之不幸，怨壅君佞臣之误国，悲先祖宏业之难继，伤“美政”理想之未酬，忧愁幽思而不能自已，于是“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集言以为诗，写下了许多“光焰万丈长”的不朽诗篇。当秦国军队于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攻破楚国郢都之后，屈原在无力挽狂澜于既倒的绝望之中，为保持志行的廉洁和人格的完美，不久即怀石自沉于汨罗江。屈原去世后的两千多年以来，人们一直把他视为中国的诗魂和民族之魂，并且将传统的端午节作为纪念他的节日。1953年，他还被作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纪念的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如今，他已更普遍地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共374句，2490字。它是屈原带自传性质的长篇政治抒情诗，也是中国古代抒情诗中独一无二的宏篇巨制。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从作品的内容和语气上分析，《离骚》是屈原在怀王之世被放逐后“陈抒忧愁”之作，它抒写了屈原大半生的生活与思想的经历，表达了屈原对祖国和人民的高度热爱，阐明了屈原追继先祖、振兴楚国、光融天下的政治理想，反映了屈原追求真理、勇于同黑暗势力作斗争的百折不挠、九死不悔的精神，展示了屈原泥而不滓的高尚志行和峻洁品格。它在创作精神、表现手法和语言形式上都显示出独特的风格和高度的成就，因此标志了骚体诗歌的产生。秦汉以后，人们将楚人所作的、具有浓厚地方色彩和独特艺术风格的诗歌称为“楚辞”，而且通常以“骚”为楚辞的代称，屈原的作品也往往被称为“屈骚”。

《九章》中的作品，除《桔颂》一篇似为屈原早期的作品之列，余下八篇皆为屈原被疏见放时之作。朱熹《楚辞集注》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九章》的主要内容与《离骚》大致相同，但比《离骚》更具有现实性。它以直赋其事、直抒其情和反复吟咏的方式，具体地反映了屈原时代的楚国命运，激切地表达了屈原忠君爱国的思想感情，从中可以真实地了解到楚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屈原的生活经历及其思想发展线索。

《九歌》，一般认为是屈原在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更定其词，去其泰甚”的一组乐歌，作于屈原被放逐江南、流落沅湘之时，虽有十一篇，但只祀九神，其首篇与末篇分别为迎神曲和送神曲。它具有系统的结构和丰富的意趣，包括有祭祀天、地、人各类神祗的乐章，真实地反映了楚人的爱国精神及其对纯真爱情、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含蓄地表达了屈原的社会理想和人生愿望。

《天问》作于屈原“忿怼沉江”之前不久。它是一首充满批判精神的长篇哲理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绝无仅有的奇文。它一连串提出了170多个问题，涉及到宇宙生成、自然变化、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社会现实等许多方面，反映出屈原顽强探索真理的求实精神，体现了楚文化兼容南北文化所取得的思想成就。

《招魂》一诗，今人多认为是屈原为招楚怀王之魂而作。它采用了民间流行的招魂词形式，“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在排比铺张的描写中，反映了楚人因怀王之死而“如悲亲戚”的哀痛。

在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中，题为“屈原之所作”的作品还有《远游》、《卜居》、《渔父》和《大招》。不过，关于这些作品的真伪，古今一直争议颇大，今日学者多认为都是伪作。实际上，《远游》在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上与屈原其它作品相通相近，不能说是伪作。

诚如司马迁所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正是在因祖国的命运和个人的遭际而极度忧愤之中，“疾痛惨怛”地慷慨悲歌的。他的诗作，完全是长期郁结的忧愤之情的自然渲泄，犹似狂涛奔涌、巨澜翻腾而不可遏止。如此高度而强烈地抒情，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确实罕见。这除了有楚地没有经过中原那种理性精神的长期洗礼的缘故之外，除了有楚人没有中原人那种“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思想框框的缘故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屈原的遭际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所抒发的个人之情，实际上是楚人在其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悠久历史中所积淀的丰富感情，所以才表现得尤其深沉和强烈。屈原家族世袭之官的特殊性，使为此官者成了楚民族历史文化的权威解释者和当然传承者，成了楚国家的监督人和发言人，因此，承袭世职而为左徒的屈原，也就能够自觉地将自己与祖国、民族牢固地联系在一起，融合为一体。屈原作品中所反映的他那忠贞爱国的精神和光辉峻洁的品格，也表明他有着作为民族的文化代表和国家的精神象征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要求。他虽然没有楚王的地位和权威，却有着比楚王更强的历史感和责任感。因此，当他处于民族遭受苦难、国家陷入危机之时，自然就怒发冲冠、壮怀激烈，而奔涌在内心的忧愤之情一旦冲出闸门，也就倾心吐胆，欲罢不能。他的诗作，完全是以自我为表现主体，塑造出了一位志洁行廉、外美与内美相统一、服饰美与人品美相谐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集中地体现了楚民族的性格和精神。屈原诗歌的这种强烈的抒情性、高度的自我表现方式，尽管为后世的一些儒者难以接受并且横加指责，却形成了作品的永恒魅力，树立了一位万世景仰的人格典范。

屈原深悲“国人莫我知兮”，因而极为企求能够理解他的灵修美人;屈原痛疾“世溷浊而不分兮”，因而极为憧憬实现了“美政”的理想世界。于是，他发言为诗，乃以“诡异之词”、“谲怪之谈”出之，完全为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他的诗作充分利用了神话遗产，将神话思维那种不自觉的、表象联结式的艺术幻想，发展成为自觉的、形象组合式的艺术想象，使现实的人而不再是虚幻的神居于天国的中心。如《离骚》中，就描写了诗人驾龙御凤，役使众神、上叩帝关、下求宓妃、折若木以拂日、指西海以为期的宇宙遨游，创造出迷离仿佛而又奇伟瑰丽的艺术境界。由于屈原的出身和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推移”、超然避世，他在诗中表达的则是立足于现实而产生的、与历史发展趋势一致的进步人生理想。也正因如此，屈原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就不似《庄子》那样“意生尘外、怪生笔端”的“以玄而奇”，而是与现实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显现为想落天外、情发笔端的“以幽见奇”，令人觉得“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沉郁低徊又激越奔放，执著深沉又明白晓畅。

在丰富的浪漫主义想象的基础上，屈骚“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创造性地运用了南北民歌创作中传统的比兴手法，将以彼喻此、咏物发端的简单比兴，发展为寓意丰厚、寄托深广的象征系统，故“其称及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屈骚的形式，鲜明地反映了南楚地域的文化特色。在句式上，它囊括了以往南北民歌的所有句式，但又主要为三字节奏组成，并且灵活地带有语助词“兮”的六字句。这种显然是从楚地歌谣直接发展而来的句式，在诗中间以其它句式相配合，就使得诗文既错落有致，又稳定统一;使音韵既保持了楚地歌谣那柔曼婉转的情调，又增强了活泼明快的节奏;而且更重要的还是满足了屈原强烈地抒发忧愤之情的需要。在遣词造句上，它大量地采用经过锤炼的楚地方言和民间口语入诗，又讲究铺采?文、对偶排比、渲染夸张，确实是“惊采绝艳”，令后人“难与并能”。在体制上，它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确实有心苞宇宙、意合天地之概。这些都与楚文化在鼎盛时期所显示的恢宏的创造气魄和追求大美的审美理想是相契合的，如出土的楚国鼎盛时期的青铜器，就多为形体高大、规模宏伟、纹饰繁缛富丽的器物。不过，屈骚作为诗歌，还更直接地脱胎于楚地巫歌。因为巫歌用为娱神、用为酣歌恒舞以祈神灵欢悦而降临，其篇幅便要求长而大，其文辞也要求华而美。屈原家族的世袭之职，恐怕也掌管“国之大事”的祭祀仪典，屈原又长期流放在民间，因此，屈原想必对雅与俗的巫歌都非常熟悉，故其作品或直接为巫歌的改定之辞，或直接受到抒情气息浓重，语言辞藻华丽的巫歌的影响。

总而言之，屈骚是悠久而辉煌的楚文化孕育出的一株艺术奇葩。它以“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后楚物”的鲜明特色，以浪漫主义艺术表现的高度成就，成为继《诗经》之后的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块新里程碑，而且奠定了我国诗歌创作的抒情传统，与《庄子》一起成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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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宋玉是继屈原之后楚国最为著名的辞赋作家。其生平未详，据古籍中的一些零星记载和参考其作品可知，他曾事楚顷襄王为大夫。后遭谗失职，郁郁寡欢，穷困独处，悲怨终天。

《九辩》是宋玉“祖述屈原之从容辞今”的一首篇幅宏大的骚体诗作，长达255句。作品揭露了楚国在屈原去世后更为黑暗的现实，抒写了诗人因落拓不遇的悲愤和不平，流露了诗人追继屈原的忠贞爱国之深情，表白了诗人“宁穷处而守高”的心志。不过，由于宋玉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有别于屈原，故其作品“虽学屈原之文辞，终莫敢直谏，盖掇其哀怨，猎其华艳，而‘九死不悔’之概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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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宋玉比屈原，时有出蓝之色”，《九辩》在艺术上也自有其独创性。这主要表现在它成功地通过对萧瑟秋景的描绘来抒发诗人的悲愁，因而情景交融、景见情出，给人以“摇落深知宋玉悲”之感，形成巨大的艺术魅力，发中国古代诗歌中“悲秋”之作的滥觞。后人于是仰慕宋玉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而将他与屈原并称，杜甫《戏为六绝句》即云：“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宋玉的作品，相传还有《文选》中收录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以及《古文苑》中收录的《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后面6篇，前人指明是伪作，今人也多从之。前面5篇，尽管人们对其真伪尚有争议，但从史料记载和战国晚期辞赋发展的状况来看，则很可能为宋玉之作。这5篇作品皆以铺张排比的描写方式为主，追求文辞的华美艳丽，反映出文学创作在当时纵横风气的影响下，已从骚体向着韵散结合的赋体发展。

唐勒和景差的生平，文献中的记载较宋玉更为简略，大致可知他们与宋玉同事楚顷襄王。他们的作品也早已亡佚，汉人编定的骚体诗总集《楚辞》中，就没有收录其作品。仅有《大招》一篇，玉逸《楚辞章句》在标明“屈原之所作”后，又谓“或曰景差，疑而不能明也”，学者因此争讼了上千年，迄今是非莫断。另外，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初年墓葬中，出土有《唐勒》赋的竹简残篇，正待整理成文后正式出版。

楚文学中的辞赋之作，还有荀况的《成相》辞和《赋》篇。荀况虽然是北方鸿儒，但他长年居楚，曾仕楚为兰陵令，并且终老兰陵。《成相》辞和《赋》篇，就是他晚年居楚之作。《成相》辞五十六章，句式参差而有定格，为借鉴楚地歌谣形式的作品。《赋》篇中的《礼》、《知》、《云》、《蚕》、《箴》五篇小赋，发展了屈骚中排比铺写、夸张渲染的表现方式，又假为隐语，事数自环，托志于物，寓理于文，初步显示出汉赋那种“铺采?文，体物写志”、“极声貌以穷文”的特点。《赋》篇中的《?诗》，则“词甚激切，殆不下于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