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的散文和小说

岭南的散文和小说是在近代才发展繁荣起来的。此前的作家和学者，虽不乏学术、历史、书信、序跋等类文章传世，如屈大均、陈恭尹、张维屏等，但从文学意义上说，都未足以名世。唯近代康有为、梁启超的政论散文、吴趼人、苏曼殊的小说，声名鹊起、蔚为大观。

康南海文名虽不及诗名，然文章品藻，在近世中国亦属上流。其文主要是政论文，后期学术论著略多。前期政论文是其文章的精要部分。其中上清帝的几封奏书尤为代表。这些文章是他用陈述政治主张、思想见解，以图打动皇帝变法维新的，因而饱含忧国忧民、拯时济世的政治热情，内容充实，时代性、针对性很强。如“公车上书”活动中他起草的14000多字的《上清帝第二书》，针对《马关条约》前后国家危亡在即的局势，提出一系列建议，倡导君主立宪的民主政体，改良经济、文化等等。文章慷慨陈词，纵论古今中外，放言高论，晓之以利害，动之以情理。先批评朝廷“甘忍大辱，委弃其民，以列圣艰难缔构而得之，一旦从容误听而弃之，如列祖列宗何?如天下臣民何?”接下去笔锋一转，为皇帝辟出回旋的余地：“然推皇上考治天下之心，岂忍上负宗庙、下弃其民哉? 良由误于议臣之言。”这是表达的策略。然后再陈述自己的主张。在他的《强学会序》诗中，更见其殷切的忧国、报国之情志：“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政务防弊而不务兴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审时，士主考古而不主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远。”他主张强学致用、磨砺人才，合众人之才力心思以救国家，他激切地呼吁：“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凡百君子，岂能无论胥非类之悲乎?”数年之后，《上清帝第五书》的变法维新思想更为成熟，文辞也更加慷慨激切了：“二万万膏腴之地，四万万秀淑之民，诸国眈眈，朵颐已久”，而“主者屡经抢掠，高卧不醒”。因此他警示朝廷：“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在痛陈利害、晓喻情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变法之三策。此文一出，朝野震动，光绪帝变法之志乃决。

康文逻辑严谨，条理分明，情切理足，意富辞达。他喜欢纵横捭阖、汪洋恣肆的构想，善于将古今中外之典事纳入笔下，又喜欢以瑰伟宏富的文辞作淋漓畅达的表述。行文或骈或散，不拘一格。这种壮阔宏伟的风格，在当时有开一代新文风之功。梁启超就深受其影响。康文有时铺排过多，征引过繁，不够简炼。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一大奇才。他是渊博的学者，是新思想家，是热烈追求变革的政治家，是才华横溢的大文豪。他以绝世的才华和求新求变的热情，在政治、文化、思想、学术、文学等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在文学方面，他既是“诗界革命”、“戏剧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倡导者，又是实践者。其诗已如前述。小说、戏剧写得不多，成就也不高。计有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翻译小说《世界末日记》、《十五小豪杰》，创作戏剧《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侠情记传奇》。

梁启超文学成就以散文为最高。其文章是一代大手笔，开创了一代新的文风。他说自己的文章“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为新文体……其文条理明畅，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魅力焉”(《清代学术概论》)。我们从以下几方面作一介绍。

一是“新思想界之陈涉”。梁文多为政论，这是他表述新思想的主要方式。一部《饮冰室文集》，其新思想可谓丰富广博，涉及面极广。他自称“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实非妄言。尽管其新思想有时也不免模糊、偏激，但却极富开拓精神和启发性。这是梁文独领一代风骚并且传之久远的主要原因。

二是“笔锋常带感情”。做为热切地呼唤一个新时代的维新派思想家，文章在他手里绝不是消闲的游戏，而是宣传和战斗的工具。他把自己全部的政治热情乃至生命的激情全部注入笔端。他说：“我是感情最富的人，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他的文章是激情的文章，既有火山爆发般的热烈，也有江海般深广的忧思。如：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

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茫;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 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少年中国说》

吾于读者诸君不敢有所隐，吾富于感情人也。自吾之始有智识，即日与忧患为缘。一二年来，恫伤孤愤，益以日积，及今殆不复能以自制。独居深念，则歌哭无端，

俦晤言，则欷?相对。嗟夫! 以人生所托命之国家，孰知其即于沦胥而未由以手援……吾固深恶厌世说之无益于群治，恒思作壮语留余望以稍苏国民已死之气，而吾乃时时为外境所刺激所压迫，几于不能自举其躯。呜呼!吾非伤心之言而复何言哉!信笔所之，充以涕泪，自抒积懑，靡复伦脊也。

――《伤心之言》

三是“其文条理分明”。《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开篇曰：“先王之为天下也公，故务治事;后世之为天下也私，故务防弊。务治事者，虽不免小弊，而利之所存，恒足以相掩;务防弊者，一弊未弭，百弊已起……务治事者，用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务防弊者，用不得其人而弊滋多，即用得其人而事亦不治。”围绕这一中心，作者有条不紊地展开论述，层层深入，最后“一言以蔽之曰：因噎而废食者必死，防弊而废事者必亡。”任公为文，总是如此条理分明。

四是“务为平易畅达”。康、梁倡导文体革命的最直接的目的是，使新思想能广为人知。梁启超把文章写得平易畅达，自然首先是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同时，推动民族语言的更新和文体进步的意义也是深远的。在现代白话语体形成过程中，梁启超是功不可没的。

五是多用排比、比喻。任公修辞，极喜排比，兼好比喻。他力求造成排山倒海般的文章气势和节奏。如著名的《少年中国说》很能体现这种特点。这种修辞方式，运用得当，则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感染力，如《呵旁观者文》曰：

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沉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若是者，谓之阴险也不可，谓之狠毒也不可。此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无血性。嗟乎!血性者，人类之所以生，世界之所以立也。无血性，则是无人类、无世界也。故旁观者，人类之蟊贼、世界之仇敌也。

但排比过多过滥，则文章繁冗无度，甚至牵强雕凿，此亦梁文之一大病。他的文风也欠质朴，有时夸大其辞，有时广征典故以炫耀学问，有时表达过于偏激(这或许出于“矫枉需过正”的考虑)。由于著述面广，且多应急之作，因而有时也难免粗疏浮浅。尽管如此，他的文章仍以其特有的魅力冲击着当时的思想和文学，掀起了狂涛巨澜。

吴趼人(1866―1910)，字小允，名沃尧，号茧人，后改号趼人，广东南海人，居佛山镇，因自称“我佛山人”。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他这一代家道早已破落。他20余岁到上海，至45岁病逝，大部分时间在上海度过(其间去过日本、汉口、山东等)，做过报馆编辑，而主要是靠卖文为生。他一生心地善良，极重品行和为人，看不惯卑污低劣之事，尤厌官场之黑暗腐败。他做事、写作都十分勤奋，著有长、短篇小说20余种，以长篇为主。主要有：《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电术奇谈》、《瞎骗奇闻》、《恨海》、《新石头记》、《九命奇冤》、《糊涂世界》、《两晋演义》、《盗侦探》、《上海游骖录》、《劫余灰》。又有笔记《趼廛笔记》、《我佛山人笔记四种》等。他算得上是位多产作家，书法也好，在当时有“大文豪家”之誉。

吴趼人是近代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其代表作，也是继李伯元《官场现形记》之后又一部影响较大的谴责小说。作品以改良派人物九死一生的商业活动为主线，贯串了近200个小故事和众多人物，反映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20余年间作者所见所闻的中国官场、商界、和洋场中的种种黑暗和丑陋的“怪现状”，批判性很强。他说“官场中没有几个好人”，一个个是贪财受贿，营私舞弊，虚伪欺诈，厚颜无耻，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对洋人则畏之如虎，卖国求荣。商界官、商勾结，卖官鬻爵，合伙窃国榨民，暴富暴贵。十里洋场中的所谓“洋场才子、斗方名士”尤其令人作呕。作者对这种人的揭露最为用力。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缺点也较明显。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读者谈笑之资而已。”作者还反对当时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通过九死一生等正面人物形象，鼓吹改良思想，并通过九死一生商业活动的失败而为改良主义唱出一曲挽歌。此外，作品的艺术构思也不太严谨，罗列现象，剪裁不当，显得臃肿。

吴趼人的其它小说，也值得重视。《痛史》是写南宋的灭亡史，有“讽今”之意，较富爱国情怀。《恨海》开晚清言情小说之先河。

只活了35岁的岭南奇人苏曼殊，是近代中国一才子。他诗名甚高，已如前述。他还是一位小说家，兼通文章、绘画。又是精通日、梵、英、法语言的翻译家。柳亚子在《苏和尚杂谈》中，称他是“歌德、拜伦等一流人物”。“在他的诗文中我们找到了清末文人最完美的表现”。柳亚子父子编辑了《苏曼殊全集》。本世纪20―40年代，学术、出版界出现了一场“曼殊热”，他的作品大量出版。此后他逐渐引起国际性注意，日本、香港、台湾、英、美、原苏联等地均有人研究他，或译其著作，或为之立传。80年代，大陆学界、出版界再兴“曼殊热”，各种选集、论文纷纷问世。

曼殊的散文不如诗和小说，但文如其人，或冷隽飘逸，或清秀流丽，或意趣横生，挥洒自如。

他的小说流传下来的有7种。他的处女作《惨世界》，是编译雨果《悲惨世界》中的故事，再加上个人创作而成的混合作品。代表作是中篇《断鸿零雁记》。此外还有短篇《天涯红泪记》(未完)、《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故事均为爱情婚姻悲剧，语体是浅近的文言(类似古白话)。

曼殊是位有强烈反清排满、反封建思想的作家，又是位愤世嫉俗，追求理想，特立卓行之士。他的小说反映了这种思想感情，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性和要求变革的精神。小说《惨世界》，塑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明男德的形象：他热爱国家民族，痛恨黑暗现实，勇于打抱不平，向往“新世界”，并为之献身。《焚剑记》、《碎簪记》对袁世凯复辟倒退行为极为愤慨，对人民的不幸深表同情，对黑暗现实和反动统治者进行了揭露。

曼殊的小说被称为言情小说，作者通过对男女爱情婚姻悲剧的描写，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不仅摧残男女爱情，而且毁坏一代代人的灵魂。《断鸿零雁记》是自叙传性质的中篇小说。主人公三郎与雪梅订亲并相爱，但因为三郎“家运式微”，雪梅的父母便悔婚，雪梅深爱三郎，却无奈父母之命，终因被逼与他人成亲而自杀。三郎当了和尚。此后三郎虽遇真挚的爱情，亦终不能成眷属。这些爱情悲剧反映了近代青年追求自由美好爱情的思想行为与封建文化的尖锐冲突。《非梦记》是揭露黑暗官府与封建家长勾结，摧残爱情、摧残青年女性的罪恶。《绛纱记》是写资产阶级把儿女婚姻当做使竞争对手破产从而谋取钱财的手段，致使一对年轻恋人一死一僧。

曼殊小说爱情悲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大多是软弱的。他们有对自由美好爱情的渴望，却缺乏追求爱情和反抗迫害的勇气。他们苦闷、消没、屈服，不是郁郁而死，就是遁入空门。这固然使作品情调消沉，但唯其如此，才更深刻地昭示出封建文化和封建社会的罪恶。

曼殊小说以风格独特著称。创作方法略带浪漫主义特色。情节离奇曲折，“能于悲欢离合之中，极尽波谲云诡之致”。抒情性很强，长于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情感波澜。文笔细致入微，情调哀怨悲凉。由于他对外国文学涉猎颇广，因而创作中常吸取西洋小说心理描写和肖像描写之长，与中国传统写法融和。例如《绛纱记》中描写男主人公眼中的女郎时这样写道：

余细瞻之，容仪绰约，出于世表。余放书石上，女始出其冰清玉洁之手，接书礼余，徐徐款步而去。女束发拖于肩际，殆昔人堕马之垂鬟也。文裾摇曳于碧草之上，同为晨曦所照，互相辉映。俄而香尘已杳。

曼殊小说思想和艺术的缺点也很明显。他的思想基调虽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但又常常流露出消极、矛盾甚至落后的东西。在艺术上，他的小说不够成熟，未塑造出成功的艺术形象，创作随意性较多，不够严谨，常以议论和插叙打断主要情节。

曼殊的小说在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初期有重要地位。对后来“鸳鸯蝴蝶派”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