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儒重教

唐代的文教政策。其表现如下：一是尊孔。唐高祖于武德二年(619)下诏兴仕崇儒，令有司在国子监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唐太宗贞观四年(632)下诏各州县学皆立孔子庙，从此官学祭孔沿袭成习。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追封孔子为文宣王，把孔子捧上王位。二是提高儒士的地位。唐太宗即位后创设弘文馆，选拔天下著名儒家学者以本官兼学士，同他们讲论经文，商讨政事。贞观十三年(639)又设崇贤馆，招集儒生研究经术。唐玄宗时在秦坑儒的地方为遭难的几百儒生立祠宇，以示重儒。三是皇帝亲临国学观释奠。唐高祖、唐太宗屡次幸国子学，亲临释奠，以示重教。唐太宗自称“尤重儒学”，到国子学观释典，宰相以下的百官及六军军将都去听讲。四是重视儒经的整理和研究。唐太宗命国子祭酒孔颖达等撰定《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定为全国各级各类官学的统一教材，科举考试以此为准。唐文宗开成二年(873)刻石经以明天下，名为“开成石经”，使经学终归于统一。自此以后，科举和学校均以儒经为主要内容，学校教育成为经学教育，儒家思想控制了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由于唐代诸帝“颇好儒臣”、“锐意经术”，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唐代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完备的封建学制体系。唐代的文教政策被以后历代所继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