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谋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及其作用

政治谋略既然是指在政治、军事斗争中所采取的计谋、手段等，必定是在私有制确立和阶级对抗社会里，才有产生的可能，而且是根据形势的需要而出现。随着政治斗争趋于激烈而复杂，谋略也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而愈加多样化。

政治斗争指的是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政治关系总是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往往交错在一起，互相影响，彼此激荡。而当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几个政权的对峙，或分裂为互相割据而又争夺天 下的几个政治集团时，如七国对峙、三国鼎立、五代十国时，矛盾、斗争就更加复杂。

每当农民大起义冲破了旧的统治秩序，各种政治集团便乘机割据争权，争夺江山，各种矛盾斗争便交错在一起。如陈胜、吴广举起反秦大旗后，项羽、刘邦、英布、彭越以及六国旧贵族都纷纷乘机起兵，互相争夺。当绿林、赤眉、铜马等起义军推翻王莽统治后，刘秀、公孙述、隗嚣、卢芳、刘永、董宪、李宪等也乘机割据称王，争夺天下。黄巾起义后，各军阀官僚曾暂时联合作战，镇压了黄巾军，继而便割据混战，大斫大杀达几十年之久。隋末也发生过类似情况，不过时间短些。黄巢起义失败后，继之是五代十国的割据时代。宋以后转入各族政权对立与争战的局面，由宋、辽、夏的对峙，到宋、金分割南北，继而是蒙古、金、宋的对立。明清之际，一度出现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与明及清的三角鼎立，不久便由阶级斗争转入民族斗争。这样，矛盾便很复杂而尖锐。

统治阶级对待人民，固然很残暴。当他们为争夺江山而战时，也是你死我活地拼搏。其残酷情况，不亚于对待人民，坑杀和屠城之事，也不时发生。

因此，各个政治集团的首领人物，不问其是否称王称帝，或具有别的什么名号，在卷入打天下夺江山的争战中，常常要采取一些政治谋略。正因为如此，有些谋略，在某些条件之下，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和作用。在和平时期，政治谋略主要是统治者对内维护其“势位”的手段，不仅对待人民，甚至更多的是对待臣僚，如韩非(图300)提出的四大术。

面对着同一的政治形势，不是所有的帝王或政治集团首领都会采取相同的谋略，以处理和解决问题的。

战国以后，许多学者常常批评一些君王统治乏术或无术。一是指不采取对策，一是指对策错了。前者如晋惠帝、明熹宗等昏庸之君，无治术之可言。后者如汉桓帝、明武宗等暴君，自以为其统治稳如泰山，骄傲狂妄，为所欲为，不能正确、有效地管理国家。总之，即使在和平时期，一个王朝的统治也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帝王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对社会政治会起一定影响。

清康熙时，著名学者李?说：“以权术行仁义等语，非治平之道也。盖权术之正者，即仁义也，不可曰以权术行仁义也。权术之非者，非仁义也。又不可曰以仁义用权术也”(《平书订》卷一)。他认为，权术即政治谋略，有正与非之分。至于何者为正，何者为非，不同的学者和历史学家，有不同的标准。但有一条，必须对具体情况和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至于在群雄割据、夺取江山的战乱时期，各个君王或政治集团首领采取什么相应的谋略，也有高下之分，效果自然也有所不同。一位新帝王所以能统一天下，获得最后胜利，固然有各方面的条件和原因，但政治谋略在其中也起 一定的或相当重要的作用。

老子说：“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又言：“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善用人者为之下。”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所阐述的某些计谋策略，也为帝王所吸收或采纳。如言：“兵者，诡道也”，即兵不厌诈之意。曹操善于权术，他注《孙子》曰：“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又如：“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及对待诸侯的政治策略之类。韩非除提出统治术四大条目外，还为君主设计了驾驭群臣的政治谋略，如《韩非子?主道》所说：“明君无为于上”，使“群臣竦惧乎下”，其法是：“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意即掩匿自己的喜好和意图，使臣下莫测高深。韩非还在《内储说》、《外储说》等篇，引用一些实例，论证政治谋略在权力之争中的作用。从老子、孙子、韩非等的议论看，战国时期，由于政治斗争情况很复杂且趋于尖锐，开始重视政治谋略问题。学者是说而未行，因为他们不是当权派;有些君王和权臣则行而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