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庸调

中国唐代前期实行的赋役制度。颁布于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每丁每年缴纳租粟2石，称为租;随乡土所出，每年缴纳绢、绫、绞(shī施，粗绸)各2丈，绵3两，或纳布2丈5尺，麻3斤，称为调;每年服徭役20日，闰月加2日，若不服役，则纳绢或布替代，每天折合绢3尺或布3尺7寸5分，称庸。如果政府额外加役15天可免调，加役30天租调全免。租庸调为“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赋役制度，唐代中叶，均田制彻底弛坏，租庸调法亦无法实施，终为德宗建中元年(780)公布推行的“两税法”所代替。

中国唐代前期主要的赋役制度。经过隋末的大动荡，唐初人口锐减，土地大片荒芜，唐王朝为了缓解因土地兼并而引起的阶级矛盾，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继续采用均田政策。规定每一男丁授田百亩，其中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在这基础上实施租庸调法，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石，为租;输绢2丈、绵3两(或布2丈4尺、麻3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尺6寸)，为庸。若因事增加派役，则以所增日数抵除租调，并限定所增日数与正役合计不得超过50日。这些规定，承袭了北魏以来的赋役制度，租调负担比前代略有减轻，并订有水旱灾害减课办法，在服役与纳绢之间有一定的灵活性。纳绢是以蚕桑副业为前提的，永业田原为隋代桑田的演递，其用意在于鼓励蚕桑;纳绢办法客观上推进了蚕桑副业，有助于丝绸业的发展，并有助于耕织结合的加固。唐初对免课有严格限制，“诸皇室宗籍属宗正者、及诸亲五品以上父祖兄弟子孙及诸色杂有职掌人”和被朝廷正式旌表的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等可免课役(《唐六典》卷3);流内九品以上官及老男废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都为不课户。其余无论何人，都必须负担租庸调，称为课户。据《通典》作者杜佑估计，天宝年间纳租庸调的课丁约有820万，共输粟1260余万石，绢740余万匹(1匹=4丈)，绵185万余屯(1屯=6两)，布1605万余端(1端=5丈)。同时纳户税和地税的计账户约有890余万，共纳户税钱222万余贯，地税1246万余石。租庸调的收入占当时财赋总收入的四分之三。

租庸调制虽然是和均田制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政府对征收赋役远比分授土地要关心，加上租庸调征收也比实施均田制简单得多，易于推行，所以在实施过程中，租庸调的征收实际上并不以授田多少为转移，而更多地以户籍为据。唐代的均田令并未在全国施行，而租庸调则推行到全国各地，甚至边远地区。

唐代的租庸调制度虽然较前有进步之处，但对广大农民的剥削仍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