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财产制度

中国财产分配之法，大抵隆古之世，行共产之制。有史以后，逐渐破坏，至秦汉之世而极。是时冀望复古者甚多，王莽毅然行之，卒召大乱，自是无敢言均平财产者。私产之制，遂相沿以迄于今。

老子言“郅治之世，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此为邃古之世，部落分立之情形。其时盖各部落之中，自行共产之制。孔子谓大道之行也，“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盖即此时代之情形也。自交通日辟，彼此之往来日繁，而其制渐坏。

部落共产之制，所以随交通之便而破坏者，一因其互相兼并，胜者攘败者之财为己有。一由交易渐兴，前此自造之物，至此可不造而易之于外，少造之物，可多造以与人相易。前此之分职，遂不可复行。而奇异之物，日接于耳目，欲利之心，因之日炽。为公家任职之处，又多制私货，雠诸异族。于是部落中有私财之人日多，而贫富渐不均。前此共产之组织，亦遂逐渐破坏，两部落之相争战也，败者之财产，率尽为胜者所有。斯时无所谓个人之私产也，一部落之财产，则其族之人所共有而已。然财产虽为一族之人所共有，而管理之权，必操诸一人，其实乃与族长一人所有无异。战败之族之财产，尽归诸战胜之族，亦仍如此。《诗》 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王即战胜之族之酋长也。战胜之酋长，以此土地，分给子弟亲故，使食其入而治其人，是为封建。以此土地，赋与农奴，使之耕种，则所谓井田之制也。农奴仅得耕作，土地初非所有，故有还受之法焉。古代分职，时曰士农工商，土之初盖为战士，其后乃变为任事之称。凡为士者，皆禄足代耕，然亦仅足代耕而已。农夫所食，自九人至五人。工业大者皆由官营，商人之贸迁，亦为国家谋通有无，弥阙乏，所得私利有限，国家所以监督之者又甚严(见农工商业篇)。故斯时四民，实无甚贫甚富。其所入较多者，惟有封地之君大夫而已。此则诸部落互相兼并，因生平民贵族之差，以至于此也。

贫富之不平，首由井田之破坏; 井田之破坏，孟子谓由 “暴君?吏，慢其径界”。实亦人口渐繁，土地不足，惜田间道路沟洫，占地太多，故欲从事垦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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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井田废而民或无立锥之地，贫富始大不均矣。农田以外之土地，古代皆为公有。故 《王制》 谓 “名山大泽不以封”，孟子言“数罟不入?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而 《周官》 有山虞、 林衡、 川衡、 泽虞、 迹人、 ?人等官。盖凡遵守规则者，皆得取用焉。自土地日辟，成法日坏，亦为私人所有。《史记?货殖列传》 所载，以畜牧种树煮盐开矿致富者是也。汉董仲舒言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晁错言商贾 “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汉世所谓商人，实包含大工业家在内。大地主、大工商，乃当时所谓富者阶级也。

汉人救正之法有二。其于土地，主急进者欲复井田，主渐进者则欲限民名田。终两汉之世，迄未能行。其于大工商家，则法律抑之特甚。《汉书?食货志》 言： “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又汉时有所谓七科谪者，贾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者皆与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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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于农人，则特轻其税。汉初十五税一，文帝除民之田租，至于十有三年。景帝即位，乃令民半出租，为三十而税一。后汉亦仍之。然荀悦谓其 “适足以资豪强”。晁错谓 “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盖其救正之效甚鲜矣。

王莽者，社会主义之实行家也。莽既得志，更命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又立五均司市泉府之官。司市以四时中月，定物平价，物之周于民用而不雠者，均官以本贾取之，物昂贵过平 一钱，则以平价卖与民。工商百业，皆除其本，计其利，以十分之一为贡。民欲治产业，或丧祭无费者，泉府以贡之所入贷之，丧祭者无息，治产业者，岁取息无过十一。又行六灌之制，收盐、铁、酒酤、山泽、赊贷、铁布铜冶，皆归诸官。合生产者与消费者，皆思有以剂其平。盖欲一举而复三代盛时之旧矣。然行之既尤其法，而吏又因之为奸，遂至 “元元失业，食货俱废”。天下大乱，莽卒以亡。自莽之亡，言治者辄引为戒。虽亦知贫富不均，为致乱之原，然所行者，率不过弥缝补苴之策，无敢更言清源正本者矣。

王莽变法，虽召大乱，而土地却因乱而渐均。荀悦云： “井田之制，不宜于人众之时，田广人寡，苟为可也。然欲废之于寡，立之于众，土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若高租初定天下，光武中兴之后，人众稀少，立之易矣。” 观此，可知东汉之初，实有土广人希之象，向之田连阡陌，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者，至此皆因兵燹而丧其所有矣。此其所以获暂安也。

凡一种制度，为人心所同欲，学者所同然，一时虽未克行，久之，未有不见诸施行者。限民名田之论，两汉儒者之公言也。两汉迄未能行，而晋以后行之。晋之户调式，魏之均田令，唐之租庸调法，皆以成年为丁，因男女之异，而受田有差。其所受之田既均，则其所纳之税亦均，乃按户而征之，是曰户调。魏制有桑田露田之别，桑田为世业，露田有还受。盖以在官之荒田授民为露田。其所私有，亦不夺之，则为桑田 (

孟子曰：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 桑田盖屋庐所在

)。桑田得卖其盈，亦得买所不足。而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盖欲以渐平均地权也。唐制：还受者曰口分，不还受者曰永业。乡有宽狭，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田，乡有余以给比乡，县有余以给比县，州有余以给比州。庶人徙乡及无以葬，得卖世业田。自狭乡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其立法弥详矣。然史称开元而后，其法大坏，并兼埘汉成哀。德宗时，杨炎创两税，就其有而取之，虽称救时良法，然制民之产之意，荡焉尽矣。

凡天下丧乱之际，必为豪强兼并之时，其故约有数端： 田多荒芜，乘机占有，一也。贫者无以自立，或迫于苛税，弃田而去，亦为豪强所占，二也。乱时民或弃农为兵，田益易荒，三也。暴政恒施于小民，民不得不托庇于豪强，四也。吏治苟简，不能摧抑豪强，或且与之结托，五也。唐中叶以后，盖即其时，宋兴，初未能加以救正，故其农民困苦特甚。当时民间借贷，自春徂秋，取息逾倍 (

宋太祖时尝禁之，见 《宋史?食货志》

)。且谷粟布缕鱼盐薪蔌麻闵斧遄之属，皆杂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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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仁太后临朝，司马光疏言农民疾苦，有曰： “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霍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有何可生之路耳。” 其言可谓哀切矣。王安石秉政，欲行方田均税之法，南渡后又有经界之制。然或推行未广，或则有名无实，讫无成效可见。而南宋贵势，肆行兼并，两浙腴田，多落其手。贾似道当国，强买为公田，即以私租为官额。明太祖下平江，恶其民为张士诚守，又以私租为官赋。嗣后虽屡经核减，至于今日，两浙赋额，犹独重于全国。并兼之诒祸，亦可谓烈矣。

明初行黄册鱼鳞册之法，黄册以户为主，以田从之。鱼鳞册则以土田为主，诸原阪坟衍下隰沃瘠沙卤之别毕具。据黄册则知各户所有丁粮，由之以定赋役，而田之所在，则稽诸鱼鳞册而可知。其法本甚精详，使能实行，则户口土田，皆有可考，虽由此进谋平均地权可也。顾积之久，鱼鳞册漫漶不可问，而田所在不可复知。于是黄册亦失实，卒至富者有田而无税，贫者有税而无田，其或田弃粮存，则摊征于细民，责偿于里甲。绅士又为下户代纳赋税，而私其所入，其弊不可胜穷。嘉靖时，乃有履亩丈量之议。神宗初，张居正为相，行之，限三岁竣事。史称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焉。清代丁税摊入地粮，但按田征税，而人户之有田无田，及其田之多少，不复过问。地权之均不均，国家遂无从知之矣。

工商之业，在私有财产之世，所以制驭之者，不过税法之重轻; 业之大者，实宜收归官营，一以防豪强之兼并，一则国家得此大宗收入，可以减轻赋税，以利穷民，且可兴举大业也。然历代论政之家，狃于三代以前，偏重田租口赋之制，不知此为产业未盛之时之遗法，而以为义所当然。故汉汲黯谓县官但当衣食租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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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初定律，酒酤等事，皆别为令，以便承平时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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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定天下，亦将一切杂税，次第除去。唐中叶后，藩镇擅土，王赋所入无几，国用艰窘，不得不取之杂税。而盐荼等税，乃日增月益，藩镇亦竞收商税，有住税，有过税，亦犹清代军兴时之有厘金也。宋代养兵太多，竭天下之财以给之，此等税遂迄不能除，抑且加重。元明清三代，皆沿袭焉。然皆徒为敛财计而已。抑并兼利万民之意，则荡然无复存焉者已。

借贷之事，古者盖由公家司之。孟子谓 “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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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 (

齐大夫

) 以公量贷，而以家量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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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谖为孟尝君收责于薛，尽焚其券以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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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皆其事。《史记?货殖列传》 谓 “子贷金钱千贯者，比千乘之家”。则秦汉时，已有私人恃放债为生者，其后讫亦不绝。赵氏翼 《陔余丛考》 有一条考之，可见其概。

其以救济为宗旨者，于民食，在汉为常平，在隋为义仓，在宋为社仓。更思推此以充借贷者，则为宋王安石之青苗法。常平之法，创自耿寿昌。盖沿李悝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之说，而思有以剂其平。其法于诸郡筑仓，谷贱时增价以籴，谷贵时减价以粜。民获其利，而官司亦有微赢，诚为良法。然在谷物贸易未盛之时，其策可用。后世食粮之市场益广，而在官之资本甚微，则其效亦寡矣。且其法仅可以平谷价，而不可以充振贷。于是隋长孙平有义仓之法。劝课当社，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出粟及麦，时或不熟，即以振给。既能遍及各地，又令人民自谋，实为最善。然后或移之于县，则全失本意矣。宋以来，乃又有所谓社仓。孝宗乾道四年，建民艰食，朱熹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请本乡土居朝奉郎刘如愚，共任赈济。夏受粟于仓，冬则加二计息以偿。自后逐年敛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饥即尽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造成仓廒，以元数六百石还府，仍存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一乡四十五里间，虽遇凶年，人不阙食，后多有放行之者。《通考》 谓“凶年饥岁，人多赖之。然事久而弊，或主之者倚公以引私，或官司移用而无可给，或拘纳息米而未尝除，甚者拘摧无异正赋”。

盖此为人民自治之事，必人民程度高，而后其效可睹也。青苗之法，始于李参。参官陕西，令民隐度谷粟之赢，贷以钱，俟谷熟还官。安石秉政，请以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依其例，预借于民，令出息二分，随夏秋税输纳。谓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粜，而所及又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可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并兼者不得乘其急也。当时反对者甚众，大抵谓官吏奉行不善，而朝廷之意，实在借此以取财。予谓青苗立法之意颇善。然实人民自相扶助之事，一经官手，则因设治之疏阔，而监督有所难周，法令之拘牵，于事情不能适合，有不免弊余于利者。此安石所以行之一县而效，行之全国而不能尽善也 (

王安石尝一度长浙鄞县令，故云

)。

平均市价之事，后世无之。汉桑弘羊行均输之法，藉口百物由官贩赏，则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然其意实在理财而已。宋神宗时，尝置市易务。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若欲市于官，则度其抵而贷之钱，责期使偿，半岁输息十一，及岁倍之。以吕嘉问为都提举市易司，诸州市易司皆隶焉。颇近王莽之司市泉府，其事亦卒不能行。盖后世商业日盛，操纵非易也。

自王莽以后，以国家之力，均平贫富，无复敢萌此想者。然特谓其事不易行而已，固非谓于理不当行。读王安石之 《度支厅壁题名记》，可见其略。安石之言曰： “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虽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犹不得也。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急，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 此等见解，盖非特安石有之，此现今之社会主义，所以一输入，遂与吾国人深相契已。然其行之如何，则固不可不极审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