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早在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就有原始氏族公社的“博爱”和民主思想。这一思想在西周时期得到继承和发扬，结合周初情况，周初统治者提出了“敬天保民”或“敬德保民”主张。

周初统治者看到殷朝末年，政治腐败，且敬天事鬼，不把奴隶当人看待，致使小民过着“如蜩如螗，如羹如沸”(《诗?大雅?荡荡》)水深火热的生活，最终导致亿兆之夷人背叛，把殷朝灭亡了。因此得到教训，由重天神，变为重德重人。周自周文王始，便提出要“怀保小民”、“视民如伤”，把人放在了鬼神之上。周公制礼作乐，进行改革，进一步提出“敬天保民”思想，把“爱民”、“保民”、“裕民”视为永保江山稳固的法宝，认为天降下人民来，设立国君、师尊，目的是为了帮助上帝“宠之(人民)”。并且还认为，天和人民是相通的，人民听到的就是天听到的，人民看到的就是天看到的，人民的耳目就是天的耳目，人民的愿望，天是服从的。《尚书》载：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泰誓》)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皋陶谟》)

所以要求统治者加强德性修养，“敬德保民”，才是“顺乎天而应乎民”(《周易?革》)，才能得到天的亲爱。《尚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诗?大雅?假乐》：“宜民，宜人，受天之禄。”

到春秋时期，随着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开始瓦解，奴隶解放思潮的产生，人的地位的提高，民本思想又有新的发展。人民不仅是天的耳目，天的代表，而且就是“天”了。但是，在齐国，民本思想形成是管仲的功劳。因为齐国原在殷人统治下，受殷人天命思想影响严重。姜太公治齐后，又“因其俗，简其礼”，没有彻底用周文化改造殷文化和夷文化，而是重法治与道术，再加上齐国工商业发达，人口流动大，公社制度破坏较重，原始民主思想传统较薄弱，因此，民本思想没有建立起来。直到公元前五六世纪时，齐国还有用人殉葬的事

①

，就是一证。

管仲针对齐国这一情况，顺应历史潮流，吸收周文化中“敬德保民”思想，建立了自己的民本思想理论。

管仲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成就霸业的根本。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而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下引《管子》只注篇名)齐桓公问何谓成霸王大业的根本，管仲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霸形》)要齐桓公爱护百姓，把百姓视作“天”。有一次桓公又问：“王者何贵?”管仲答曰：“贵天。”齐桓公仰视天空。管仲进一步解释说：“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因为“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诗》云：‘人之无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见《说苑》卷三)正因人是治国王天下的根本，所以“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霸言》)

如何才能得人呢? 关键是得民心。“人众而不亲，非其人也。”(同上)人心所向是关乎国家兴亡的大事。《牧民》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得众而不得民心者，则与独行者同实。”《参患》)人主若不务得人，“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则身死而国亡。”(《五辅》)

怎样才能得民心呢?首先是顺民心，“慈爱百姓”，“爱民无私”(《正》)。要爱民，就要了解民情，关心人民疾苦。“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轻重》)再进一步要“富民”，“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霸言》)还要顺民所欲，安之，乐之，富之，育之。《牧民》云：“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要得民心，还要提倡礼义道德，如《入国》所说：“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所谓“老老”，就是照顾老人，七十岁以上的，一子免役，每年有三个月的官府馈肉;八十以上者，二子免役，每月都有馈肉;九十以上者，全家免役，每天馈送酒肉等等。所谓“慈幼”，就是爱抚幼弱子女，无力抚养的人，规定养三个幼儿即可免除“妇征”，养四个的全家免除“妇征”，养五个即配备保姆，发给两人份额的粮食。所谓“恤孤”，就是照顾养育孤儿。孤儿无人所养，又不能独立生活的，由亲戚、故旧、邻里抚养，代养一个孤儿的，一子免役;代养两个，两子免役;代养三个，全家免役。所谓“养疾”，就是对患聋、盲、喑、哑、半身不遂等残疾又不能自理者，官家收养于“疾馆”，供给饮食。所谓“问病”就是士人有病的派人慰问。九十岁以上的，一天一问;八十岁以上的，两天一问;七十以上的，三天一问;一般病人，五天一问。病重者上报，君主会亲自慰问。所谓“合独”即为鳏寡独者，牵线而加以配合成双，免三年役，予田宅，使之安家。所谓“通穷”就是对没有居房的贫困夫妇，没有粮吃的宾客，“通穷”官要及时上报。报者有赏，不报者被罚。所谓“振困”，就是对困难户救济以库粮。所谓“接绝”就是对死于战争的士人，给其生前友好故旧发一份钱，使其负责祭祀。这“九惠”每种都设专官负责，做得十分认真。

管仲的民本思想很富民主精神，对天命观和绝对君权是一次严重挑战。因为人既是根本，那么，天和君都要由人决定，也就是说国君不是天安排的，君臣之分也不是由天命注定的。他用原始时代的平等关系来证明这一点。他在《君臣下》说：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暴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

君王是借众人之力为民“兴利除害”的智者，是“正民之德”的普通人，而不是什么“天子”，其德性并不见得比一般人高超。“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能尽贤于人也。”(《法法》)由于国君是凡人，所以也会犯错误，关键是能不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明智的君主，在于他有了错误能反躬自省，检讨自己;有了善行，则归之于民。这才是真正的强者。而“君有过而不改，谓之倒;臣有罪而不诛，谓之乱。君为倒君，臣为乱臣，国家衰也，可坐而待之。”(《君臣下》)国君有了过错想隐瞒过去、逃避罪责是办不到的。因为群众的眼晴雪亮。“观也察矣，不可遁逃。”(《小称》)

君主既然是一般的人，并不是什么都高于人的超人，说话行事，就不能独断专行，必须广开言路，多听听群众的意见。为了证明这一点，管仲又搬出古代帝王，《桓公问》载：

齐桓公问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为之有道乎?”对曰：“勿创勿作，时至而随。勿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黄帝有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也;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

既然君主要听取人民的意见来改正错误，那么反过来则要求人民敢于给国君提意见，帮助君主改正过失。管仲把敢于非议君主过失的人称为“正士”，也就是正人君子。能以政事争于君主面前的，应受到赞扬。管仲赞扬直言直行的人为“正言之士”(《法法》);赞誉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人为“言实之士”(《士法》)。国君用这样的人，就会听到实际情况，国家就兴旺;如果任用谗佞小人和说假话的人，国君就受蒙蔽，国家就会危亡。因此，他要求君主不仅要“远谗谄”，而且要严惩说假话的人：“言而无实者诛”。一定要使“虚言不敢进，不肖者不敢受官。”(《明法解》)

管仲还要君主时刻以天下之目而视，以天下之耳而听，以天下之心而虑。他说：

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凑并进，则明不塞矣。(《九守》)

这充分体现了管仲的民本思想和民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