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

中国东汉时哲学家王充著。全书共三十卷，分八十五篇，现缺《招致》一篇，共二十多万字。作者用了毕生精力，历时三十多年才完成这部著作。作者自述写作目的是：“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言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传之观也。”内容具有强烈战斗性。阐述了“气”是万物本原的学说，唯物主义地解释了人与自然，精神与肉体的关系，批判了当时流行的谶纬神学和宗教唯心主义思想。因此，曾被历代封建王朝统治阶级斥为“异端邪说”，长期受到埋没。

反传统思想的哲学名著。东汉王充著。《论衡》 的意思，据王充自己解释，就是 “论之平”，就是 “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对世俗之论进行衡量裁评。近代章太炎的 《国故论衡》，就是仿 《论衡》而取名。《论衡》全书共八十五篇，多为论辩之文，王充在书中以感性经验和逻辑推理为依据，对谶纬之学以及当时流行的种种虚妄之说，进行了全面驳斥。王充自谓其主旨： “ 《论衡》者，一言以蔽之： 疾虚妄。”王充不信神，不信邪，明确宣告：“天道，自然也，无为; 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 又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 而人生天地之间，不过是 “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与动物同为物，“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为 “万物之中有智慧者”，“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知识也”。他将禹母吞薏苡草而生夏禹、契母吞燕卵而生商契、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的神话通通斥为 “虚妄言”。甚至不避忌讳，要打破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感生的神话。据 《史记?高祖本纪》： “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见蛟龙于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 也就是说，汉高祖是 “龙子”。王充在 《奇怪篇》 中说： 同类动物才能互相交配，而且 “子性类父”。如果高祖是 “龙子”，传说 “龙能乘云”，高祖也应当能乘云，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在当时可谓 “胆大包天”。不仅如此，王充还对圣人孔子加以诘难，他在 《问孔篇》中说： “世儒学者迷信经师，盲从古人，以为圣贤所言，句句正确，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其实，圣贤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不能说尽得其实，何况仓促吐言，怎能句句皆是?” 例如，孔子曾慨叹：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我这辈子算了吧)!” 明王在上，则凤鸟至，河出图，孔子自伤不遇明王，故瑞应不至。王充诘难道： 五帝三王皆是致太平的明王，但并非都有凤鸟河图的瑞应; 汉孝文帝是公认的明君，史书却并不见有风鸟河图的记载。如果孔子生在孝文帝之世，非要以凤鸟河图为太平瑞应，那他还是会感叹： “吾已矣夫!”又如，子贡问政，孔子回答：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又说，如果迫不得已，三者只留其一，就先去兵，后去食，理由是：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王充诘难道： 《传》 曰： “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如果国家无食，民饿，就会不顾礼仪，“信” 又怎能成立? 这类非圣的言论，并非出于一时意气或逆反心理，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王充的思想在传统社会中自然被视为异端邪说，为正统学者所不道，故其《论衡》流传不广。

《论衡》是东汉初的著名学者王充的作品。全书共85篇，20余万字。是一部著名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的著作，包括了哲学、政治、道德和教育等多方面的内容。这部书充分表现了王充对于当时的正统思想――孔孟之道，谶纬神学――所持的批判态度，他自称写《论衡》的目的是“疾虚妄”，“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称，……尽思极心以讥世俗”。这部书写成之后，被统治者视为邪说异端，只在私下秘密传诵，直到王充死后七百多年的唐代才公开问世，它是研究汉代学术思想和王充的重要资料。

在《论衡》一书中，王充批判地汲取了先秦诸子的学说，自成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在《论衡?论死》中，王充指出，“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批判了天人感应说和神鬼迷信，动摇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在认识论上，王充很重视感觉经验，指出：“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在人性论问题上，他认为人性有善有恶，并可经互相转化，其中关键在于进行什么样的教育。在教育上，王充很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和作用。环境对人，“譬犹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十五之子犹丝也”。而教育对人，如加工象骨玉石，“切、磋、琢磨，乃成宝器”。在道德教育方面，王充看到了智力发展和道德修养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材高智明，必傍义依仁”。另外，他主张把礼乐当作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据此可以培养高尚的道德，陶冶人的情操。他说：“性有卑谦辞让，故制礼以适其谊，性有好恶喜怒哀乐，故作乐以通其敬”。

尤其可贵的是，王充明确指出：“圣人可勉成”。而要达到这一标准，首先要学习，他指出：“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故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其次，王充肯定了实践在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并强调在学习中要有问难和批判的精神，他曾在《论衡》中专门写了“问孔”、“刺孟”和“非韩”诸篇，大胆地向孔孟等“圣贤”挑战，表现了他在研究学问上的勇敢精神。他一生博览群书，时有独特的见解，至于“俗儒守文，多失其真”，是他所厌恶的。除此之外，在教育上，王充还提出了有关“胎教”的思想，进一步扩展了教育及其研究的范围。

学术专著。东汉王充(27―101?)撰。《论衡》30卷，85篇。其中《艺增》、《超奇》、《佚文》、《案书》、《对作》、《自纪》等篇，阐述了作者的文艺观点，提出了不少进步的文学主张。王充重视文章的实用价值，要求文人能负起“劝善惩恶”，“匡济薄俗”的教育任务，文章的内容与形式要统一。反对“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的做法，但不完全反对文学的夸张手段。他主张书面语言和口语的一致，提倡用明白易晓的语言写文章。要求文章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反对模仿和因袭。王充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和当时文坛上模拟因袭等不良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些都对魏晋以后的文艺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非常可贵的文学理论批评的遗产。《论衡》版本较多，有《四部备要》本，近人黄晖《论衡校释》本，刘盼遂《论衡集解》本。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论衡》新刊本。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北京大学《论衡》注释小组撰写的《论衡注释》四卷本。

学术类著作。东汉王充撰。《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皆著录。原书三十卷，八十五篇。今本缺《招致》一篇(有目无文)。南宋乾道三年(1167)洪适刻本、明嘉靖(1522―1565)中吴郡苏献可通津草堂本，为现存较好版本。另有明《汉魏丛书》、《广汉魏丛书》、清《四库全书》、《增订汉魏丛书》、民国《龙厍精舍丛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百子全书》、《诸子集成》本等。民国刘盼遂著有《论衡集解》、近人黄晖著有《论衡校释》(附有《佚文》、《年谱》)等可参阅。从汉明帝永平二年(59)始撰，和帝永元二年(90)续完，前后历时三十余年。针对当时学术界“伪书俗文”泛滥，谶纬迷信流行的风气，力求据实考论其是非，以去“虚妄”之言，自称为“论之平也”，故名。以批评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为主要内容。其中《问孔》、《刺孟》、《非韩》等篇评论先秦至两汉以来各学派及其著述，宣称：“苟有不晓解之问，迢(追)难孔子，何伤于义? 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力辨孔子是人而非神。《书虚》、《道虚》、《语增》、《儒增》等篇指出世传诸书“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逐一以实事订正其虚而“不可信用”。《自然》、《谈天》、《说日》、《物势》、《实知》、《知实》等篇发挥“元气自然”思想，批评“天生五谷以食人，生丝麻以衣人”，“不合自然”。以“烛火”喻形神，强调精神对于形体的依赖关系，宣传无鬼论。主张“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并提出“引效验”评判是非，但不赞同墨家“苟信闻见”的见解。《定贤》、《治期》等篇探讨“时之治乱”、“国之安危”的物质原因，宣传“汉在百代之上”的进化史观。《异虚》、《龙虚》、《谴告》、《讲瑞》、《订鬼》、《卜筮》等篇抨击官方和世俗迷信，认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应人”。分析鬼神是畏惧、存想产生的幻觉。《逢遇》、《幸偶》等篇则以偶然论解释人生，散布消极无为观点。书出，即被视为异端，受到正统儒学的非议，声称其“谐于经不验，集于传不合”(《论衡?自纪》)，故在当世没有得到广泛的流传，影响仅及东吴地区。东汉末年，避难入吴的蔡邕和会稽太守王朗把该书带到北方，引起人们的浓厚兴味，称之“奇书”、“异书”，但长期无正式注解。清熊伯龙《无何集》，本名《论衡精选》，是系统阐发该书思想的学术著作。近代以来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