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

汉代学者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总称。“诸子”指各学派的代表人物，“百家”指各学派。如儒家学派的孔子、孟子;墨家学派的墨子;道家学派的老子、庄子等。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度瓦解和封建秩序确立的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的剧烈变革，各个阶级、阶层及其代表人物，纷纷发表自己的学说和主张，一时呈现出诸子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诸子百八十九家”。“百家”系举其成数而言。百家之中主要的有6家，即：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阴阳家。刘歆在《七略》中列举了 10家，即：6家之外，增加了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这些都是当时著名的影响比较大的学派。

战国时代的思想文化空前繁荣，各种学术流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号称“诸子百家”。

就文化背景而言，诸子百家的出现与私学的兴起密不可分。继孔子之后，私人聚徒讲学蔚然成风。当时的著名学者无不广招门生，“率其群徒，辩其谈说”(《荀子?儒效》)，著书立言，传播自己的思想学说。墨子步孔子后尘，“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发展成为墨家，与孔子创立的儒家并称“显学”(《韩非子?显学》)。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继承和发展孔子的学说，号称“孟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在儒家八派中独树一帜。许行好为神农之言，欲与民并耕而食。这位朴实无华的学者言传身教，“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孟子?滕文公上》)，以农家的面貌跻身于诸子之列。在古代社会，聚徒讲学是建立思想学派的基本手段之一，战国诸子大都精于此道。

国君礼贤下士，为士人从事学术活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自魏文侯首开其端，列国君主竞相仿效，礼贤下士成为一代风尚。名士邹衍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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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宣王厚待学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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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昭王卑身礼士的至诚态度更是令人感动，邹衍如燕，昭王手持扫帚在前除尘清道，“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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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后来“焚书坑儒”的暴君秦王政，在未登皇帝宝座时对士人也是很客气的。《战国策?秦策四》记载，秦王欲见士人顿弱，顿弱说：我生就一副傲骨，义不参拜君王，“王能使臣无拜，即可矣;不，即不见也。”秦王许之，恭听顿弱教诲。封建国君对前来投奔的士人，无论其政治倾向与学术观点如何，均一视同仁，兼容并蓄，提供优裕的生活条件，扶持和鼓励他们从事学术活动。魏文侯身边的名士中，卜子夏为孔门高徒，田子方曾学于子贡，显属儒家;段干木虽为子夏弟子，但不像一般儒生那样热衷功名，“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吕氏春秋?下贤》)，其处世哲学近于超凡脱俗的道家;李悝、吴起精于富国强兵之术，主张变法，是典型的法家。可见，魏文侯延揽名士不拘一格，无学术门户偏见。他既尊崇儒家，拜其为师;又倚重法家，委以治国重任;对守道不仁的超凡君子也非常欣赏。齐国从桓公(田午)时开始，就在都城临淄的稷下设立学宫，招揽天下名士。到战国后期，“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各国名士趋之若鹜，云集稷下学宫，盛况空前。先后来此游学的著名学者还有孟子、鼓蒙、宋?、尹文、季真、王斗、儿说、荀子、邹?、田巴、鲁仲连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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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分属于儒、道、法、阴阳、名等不同的学术流派。这些名冠一时的稷下先生无衣食之忧，携徒属而演道术，穷事理而互致诘难，潜心从事教学和学术争鸣，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学术文化的中心。钱穆先生曾说：“扶植战国学术，使臻昌隆遂之境者，初推魏文，既则齐之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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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侯与齐王相继广揽名士，发展学术文化，功不可没。宽松的政治气候和良好的生活条件是从事学术活动的基本保障，然而遗憾的是，如此浅显的道理并非古今肉食者都明白或愿意明白。战国学士幸逢盛世明君，成就辉煌，令人神往!

养士之风对繁荣学术文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公子权贵们所养的食客中，除勇力义侠之士和鸡鸣狗盗之徒外，亦不乏满腹经纶的学者名流。“公孙龙，赵平原君之客也”，(《公孙龙子?迹府》)，善为坚白之辩的名家学派的头面人物公孙龙曾是平原君的座上客。“孔穿、公孙龙相与论于平原君所，深而辩”(《吕氏春秋?淫辞》);“公孙龙又与子高泛论于平原君所，辩理至于臧三耳”(《孔从子?公孙龙》);“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毋子之属，论白马非马之辩，以问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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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君的府第成了这位名辩之士与过往学者高谈阔论的理想场所，名噪一时。信陵君的宾客中有许多长于军事的兵学之士，信陵君博采众长编成《魏公子兵法》，《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兵家四大流派之一的“兵形势”类，传之后世。秦相吕不韦仿效诸公子，“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20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史记?吕不韦列传》)。这部出自众宾客之手的宏篇巨制“兼儒、墨，合名、法”，“漫羡而无所归心”(《汉书?艺文志》)，成为杂家学派的代表作。

多元化的政治格局，是战国学术得以兴盛的又一重要原因。《汉书?艺文志》说：诸子之学“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作为社会上最活跃的一股势力，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参政意识，“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于世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力图对纷纭的社会问题作出解释，将自己的治世方略和政治理想付诸实践。因此，战国诸子之学多非空谈义理，大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代表着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现实利益。显而易见，百花齐放的战国学术是社会巨变和多元化政治的产物。“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史记?秦始皇本纪》)，列国并立的局面为身怀文韬武略的济世之士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们活跃在广阔的国际舞台上，来去自由，朝秦暮楚，四处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列国当权者虚怀若谷，学者游士可随心所欲地发表政见，肆言无罪，不必有所顾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始皇“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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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且坑儒，令士人不寒而?;汉武帝奉行强权政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子销声匿迹。从此以后，知识分子的厄运接踵而来，由昔日的社会名流沦为与乞丐难分高下的寒人，学术昌明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矣!

战国诸子号称“百家”，实际上没有百家，而是概言其多也。史迁之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将诸子总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史记?太史公自序》);西汉硕儒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又将诸子扩为十家，即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家及小说家。“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汉书?艺文志》)，除属于文学范畴的小说家外，后人统称之“九流”。各家之内又可分为许多派别，如被誉为“世之显学”的儒、墨两家就有庞杂的分支，“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韩非子?显学》)。其他各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由此观之，用“百家”概括枝繁叶茂的诸子之学，并非言过其实。

战国时代的诸子之学具有浓厚的地域性色彩。由于各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历史文化传统乃至自然地理环境等颇多差异，不同地区的学术文化也相应地各异其趣，并非千篇一律。概而观之，各大学派相对分别集中在某些国家或地区，儒、墨盛于鲁，楚地多道家，齐国出兵家，法家、名家和纵横家则大都出自三晋。其间虽不乏相互流徙和交融，但地域性特征仍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