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文化的融合

《管子》书，我们说它是齐鲁文化融合的产物，并不是说它是稷下学派的讨论文集，或稷下学宫的“学报”。而是说它成书于战国时期，大部论文为稷下学派特别是管仲学派的著作，而战国时期的这些论文的内容，融汇了法家、道家、儒家、兵家、农家、阴阳家、墨家、名家、医家、方技家等诸家思想，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天文、地理甚至数术方技等各科知识，这只能是百家融合的表现。

《管子》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它既有管仲本人的遗著，也有汉代的著作。但大多数论文出自战国齐稷下学者之手，成书也在战国时代。只是战国末年古籍多散佚，至汉刘向整理此书时，窜入了汉代的作品。

此书假托管仲，名曰《管子》，决不仅仅是因为管仲是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思想家，一代名相，更重要的是《管子》书早就存在，确实为管仲所著，至战国时，人们还能经常见到其中的某些散篇。韩非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他还数引《管子》书的内容，称之为“管仲之所谓”云云。《孟子》书中也多有与《管子》近似的话，清人毛大可认为是孟子抄袭了《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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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抄袭倒不一定，但孟子吸收《管子》中《牧民》、《权修》等篇中的政治经济思想却是无可置疑的。汉代贾谊、司马迁也都引用《牧民》、《权修》中的“管子言”。

管仲的《管子》虽然存在，但至战国已经散乱。在稷下的管仲学派，或者说崇拜管仲的学者，搜集散篇，再加上他们的论著，编辑成卷，完全是可能的。从今存《管子》的内容看，黄老学派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其它学派的思想也都随处可见。我们说它是齐鲁文化融合的产物，是有充分根据的。单就稷下黄老之学就揉合了儒、墨、道、法、阴阳、兵家等思想。黄老学派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上文已有分析。现仅就《管子》书中杂揉诸家思想的篇章列举分析。

《管子》之《心术》上下、《内业》、《白心》诸篇，已大体公认为稷下黄老学派的著作。这四篇以道家的“无为”之道为基点，而运用法家的政治观点进行论证。《心术》上说：“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故曰：君，无代马走，无代鸟飞。”又说：“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把道法揉合为一体。不仅如此，此四篇还有儒家的影响。《心术》还说：“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名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道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这里把儒家的礼义也和道法揉合一起了。

齐、鲁文化的融合在《管子》诸篇中皆有体现。将阴阳五行思想与儒家揉合一起的《四时》、《五行》等篇最为突出。阴阳五行是邹衍的思想，上文已有分析。《四时》《五行》诸篇，以“五行相生”，“五德转移”的逻辑方法来论证四季流变和政教文质的转用，与邹衍是一致的。所谓四时，即指春、夏、秋、冬四季时序。该篇认为君主的政令与四季时有关，必须遵循四时变化。合于四时则福，不合四时则祸。《四时》云：“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因此要求德政施于春夏，刑政发于秋冬。如果刑德两政违反这样的节令次序，贼气就会速至，国家就多祸殃。《四时》还把一年四季与五行配合，说：东方属春，属木，其德喜嬴;南方属夏，属火，其德施舍修乐;中央属土，其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西方属秋，属金，其德忧哀、静正、严顺;北方属冬，属水，其德淳越、温恕、周密。“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大寒乃极，国家乃昌，四方乃服。此谓岁德。”只要刑政和德政按时序行施，没有失误，四时就始终如一地正常运行;如果政、刑施行有误，四时就要逆行，做事不成还要遭到大祸。这种以时序自然规律来规范人事之说，固然有其附会之处，但在古代农业社会，生产、生活受自然规律支配，按时施政又有道理。

《五行》篇则把一年360日用五行划为木、火、土、金、水五行。每行72日。从春天开始，依次：木行72日，宜于赐赏，不宜“斩伐伤”;火行72日，宜于修水渠津梁，不宜行“急政”;土行72日，宜于祭祀和“组甲厉兵”，不宜修筑宫室台榭;金行72日，宜于宽刑、缓罪，不宜于“攻山击石”;水行72日，宜于狩猎，不宜于“决塞”、“动大水”。总之，按四时五行顺序施政、行事，则人情得，万物极，“然后有德”。不按四时五行行事，就会遭受大祸大殃。这纯是阴阳家的观点。但是此中又强调“德”，主张德刑并用、且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这显然是儒家的德治观点。至于《幼官》篇中“尊贤授德”、“身行仁义、服忠用信”、“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等等，和孔子说的“恭、宽、信、敏、惠”，“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几乎没有多少差别。

总之，《管子》是齐管子学派的著作，虽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但却既讲道家的“无为”而治，又讲法家的法、势、术，也有儒家的道德教化，富国富民，……因此，我们说它是一部融合诸子百家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