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走向中国大一统文化的历史趋势

公元前221年秦帝国的建立，从政治上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列国争雄称霸的混乱局面，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开创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纪元。随着秦帝国的建立，齐鲁两国成为新的大一统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此为标志，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地域文化的齐鲁文化失去了其赖以存在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秦帝国的统一便成为齐鲁文化的历史性下限。我们考察齐鲁文化向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之主体演变的历史进程，探讨齐鲁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应以此为历史的和逻辑的起点。但是，齐鲁文化作为一个令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体系，其所以能成为后来中国大一统文化之主体的活水源头，实际从“王纲坠地”、“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就开始了。换言之，齐鲁文化从它开始形成自己的体系时就蕴含着成为后来中国大一统文化之主体的历史趋势。

关于齐鲁文化的起源、齐鲁文化的异同及齐鲁文化各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色和成就等，学术界的先哲时贤进行了大量广泛透彻的研究和探索，本书前几章也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概括和介绍，这里，我们仅对齐鲁文化发展的社会现实基础、齐鲁文化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及齐鲁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作一简单回顾。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空前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处在这个社会中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带着对距他们并不遥远的统一强盛、井然有序的周王朝的无限缅怀之情，面对诸侯分立、列强争霸、“王纲坠地”、“礼崩乐坏”的社会政治局面，莫不痛心疾首，奔走呼号，力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建一个维系社会人心的大一统的思想文化体系，将中国社会从无序引向有序，从分裂走向统一，从混乱转向安定，为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而努力。春秋战国中国社会的这一现实基础和历史背景，是这一时期文化勃兴的历史契机。《庄子?天下篇》的作者带着不无伤感的心情描述了这一时期文化学术的一般趋向：“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春秋以来的人们，无不憧憬三代社会，尊崇先王之道，然而，周室解体，三代已成历史;王道衰微，天下大乱，“道术为天下裂”的后果便是百家蜂起，列道而议。作者对春秋战国文化学术发展初始阶段的概括总结可谓简明深刻，精当准确，其怀古惜今的惆怅心情也很鲜明，只见古人，不思来者，对春秋战国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地位、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的估价却不如其后的司马谈认识全面而深刻。春秋时期，诸侯林立，各自为政，而五霸代兴，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名义下未尝不是谋求统一的尝试。战国七雄，纵横捭阖，争战不休，由自己来一统天下，是各国君主的共同目标，最后由秦剪灭六国，统一天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文化学术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互为因果，互相映趣，先王之道衰微而百家兴起，学派纷立，游士竞走，各售其说，思想文化的发展也因此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透过诸子学说异彩纷呈的表象，在三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秩序的废墟上建立新的符合社会现实需要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秩序，为实现政治的大一统服务，则是各家各派的共同本质特征。齐鲁文化最为鲜明和突出地反映了这一本质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各地域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诸如楚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三秦文化等等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春秋战国文化繁荣的显著标志之一。但是，最能代表这一历史时期思想文化发展水平的莫过于齐鲁文化，除老子及其创立的道家学派外，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产生的、并对秦汉以来的中国大一统文化以深刻影响的各主要学派及其创始人都在齐鲁两国。(即使是老子的道家学说，战国时期也被稷下先生们融汇吸收，改造成为给秦汉封建统治以重大影响的黄老刑名之学，或称为黄老道德学说等)秦汉以来，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即所谓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空前解放，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空前盛况，主要就是相对于这一时期以齐鲁两国为中心的空前活跃的文化学术活动而言的，春秋战国中国思想文化的成果主要就是指以齐鲁两国为中心的文化学术活动的成果。可以说，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地域文化的齐鲁文化成为上承商周、下启秦汉以降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极其重要的中间环节。齐鲁文化的这一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是同一时期其它诸地域文化所无法替代和无法比拟的。齐鲁文化形成如此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齐鲁文化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体系，其所赖以存在发展的基础是中国传统的小农业单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与这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宗法等级制度、专制集权统治制度。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虽然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但自商周以来形成的传统的单一小农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没有改变，因此，与此相联系的宗法等级制度和专制集权统治制度只能以新的面貌出现，并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而不可能有什么改变。齐鲁文化是这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化体现，在此基础上，它继承了商周以来的文化传统，并顺应春秋战国中国社会的变革实际，对宗法等级制和封建专制集权统治制度以文化的哲学的伦理的论证，这是齐鲁文化的本质特征，是齐鲁文化之成为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之主体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地域文化的齐鲁文化在秦汉时代成为中国大一统文化之主体后迅速为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所认同的原因之一。

其次，齐鲁文化的政治――伦理型的内涵和特质，决定了齐鲁文化紧密契合社会政治、为政治的大一统服务的基本特征。齐鲁文化体系中的各家各派、各种学说之间虽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分歧，甚至是尖锐的对立和斗争。但是各家各派又大致围绕建立何种形式的社会政治制度、使此社会政治制度得以正常运转的方式、方法、手段、途径以及对这一社会政治制度存在、发展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可能性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讨论探索，给予了多方面的思想文化和哲学伦理的论证，各家各派在争鸣中发展深化了各自的理论，形成了各自的特色。综观齐鲁文化中的各家各派，儒、墨、法和稷下黄老道德之学是典型的服务于社会政治现实需要的社会政治学说自不必说，就是被荀子斥之为“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荀子?非十二子》)的名家，其大师公孙龙也自称“少学先王之道，而明仁义之行。”(《庄子?秋水》)西汉的刘向也认为名家：“论坚白异同，以为可以治天下。”(《汉书?艺文志》注引)至于阴阳家，司马迁一方面批评其“闳大不经”，一方面也肯定阴阳学派的创始人邹衍的学说：“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史记?孟荀列传》)所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时引用《易大传》的话说是“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齐鲁文化中的各主要学派的主要思想都是服务于社会现实政治的，同时，各家各派的学说又是超地域的，他们的社会政治方案绝不是为某一国一地的特定统治和统治者设计的，而是从结束社会分裂割据、实现国家一统着眼的。尽管没有形成完整严密的社会政治学说体系，但齐鲁文化的发展，为新的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齐鲁文化的各主要学说，为秦汉时期构建中国大一统文化体系准备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前提。

再次，齐鲁文化本身的发展趋向表现为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发展过程。自春秋末至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汉书?艺文志》)就文化学术的一般发展规律而言，有争鸣才能有发展，各家各派在争鸣中大大发展了各自的学说，同时，各学派又在争鸣中融合吸收其它学派思想成果而丰富了各自的理论，使各学派的特色更为鲜明，内容更为丰富，理论更为成熟。正如班固所总结的，各学派“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同上)齐鲁文化内部各学派间的争鸣和相互吸收融合，齐鲁文化与同时期其它各地域文化的交流和影响，不仅推动了齐鲁文化自身的繁荣和发展，提高了齐鲁文化的地位，而且以齐鲁两国为中心逐步形成了一个浓厚的文化氛围，造就了一大批文化巨人，使齐鲁两国成为先秦时期文化最为发达、人材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这一文化氛围的形成和人才荟萃形势的形成，在其后齐鲁文化走向秦汉时期中国大一统文化之主体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作为秦汉封建专制大一统帝国确立的理论准备，齐鲁文化理应有一个融合与统一的过程。但这不仅在战火纷飞的战国末期未能实现，即使在秦帝国建立以后也未能完成，就是到汉初，它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能最后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