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缓慢发展阶段(1966—1976年)

在牧区一味强调“一大二公”，搞“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收缴农牧民“自留畜”；取消生产责任制，实行“阶级工分”、“政治工分”，破坏了按劳分配原则。加上草畜矛盾突出，缺草问题严重，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1970年、1972年、1975年全省牲畜总数分别下降8.7%、1.1%和5.9%，出现了1970年、1975年两次较大的马鞍形起伏。但从总的方面来看，由于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之后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牧区干部、群众对“左”的那一套逐步认识，逐渐厌恶和抵制，坚持进行正常性的劳动生产，全省畜牧业仍然有一定的发展。牲畜总头数，1973年首次突破2000万头（只）,1975年下降为1 958.34万头（只），比1965年的1 493.06万头（只），增加465.28万头（只）；畜牧业产值， “三五”时期年均增长5.41%，“四五”时期年均增长7.46%。
这一时期，绵羊改良和畜疫防治工作仍在坚持进行。1972年4月至1974年7月，曾先后在海晏县、门源马场、三角城种羊场召开了全省家畜改良会议、马匹育种工作会议和细毛羊育种工作会议，促进了家畜改良工作。1975年9月，召开全省牧区学大寨会议之后，推广茶卡公社牧业学大寨的经验，在牧区开展“牧业学大寨”运动，掀起了兴修水利、人工种植、围建“草库伦”和灭鼠虫害的草原建设热潮。到1979年，牧区共围建各类型的草库伦73.33万公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