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原》

明宋濂撰。作者的散文美学思想以“宗经明道”为核心，文主唐宋，学宗义理，形式兼及内容，以宗经为基础，融合义理、事功、文章三者而为一体，本文即阐述了这种思想，文章分为上、下两篇，前有引言，后有综论。上篇推究文章的来源，论述文学的本体。他对文学的理解十分宽泛，“凡有关民用 一切弥纶范围之具，悉囿于文”。他认为文之初，为具有规律的自然现象；后由圣人衍为有条理的社会人事；“事为既著，无为记载之，则不能以行远，始托诸辞翰，以昭其文。”既然文学之宗旨在于表现物理、发明事功，因此，作为作家的文学创作，“必有其实，而后文随之，初未尝以徒言为也。”此“实”是指文之本，也就是说，文学创作应当具有真切的思想内容，应该表现作家对于社会生活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理解。下篇剖析文章的利病，论述文学的功用。“为文必在养气”，此“气”指作者的气度、气概，“养”指道德品格的修养。他认为不能养气，则种种弊病将有以累文；“人能养气，则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当与天地同功也”。他指出“六籍”是“本与根”，应当借鉴孟、韩、欧阳诸子之文，应当“以道为文”，求“辞达而道明”。作者身为“开国文臣之首”(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本传)合古文道学而为一，是明代复古思想的先驱。他的观点并没有超出前人对文道关系的认识和理解，理论上缺乏新意。但经过元末纷繁的战乱之后，他崇实务本，努力避免道学家的偏执，反对文学家的“日以学文为事”(《赠梁建中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后来唐宋派以情理神气反对和补救秦汉派搜文摘句的摹拟之失，即受此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