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文别集。清章学诚(1738—1801)撰。八卷。学诚有《章氏遗书》已著录。此集系从《章氏遗书》中选出之精要部分，由友人王宗炎编，成于道光十二年(1832)，约六万字。分内、外篇，内篇五卷论文史，外篇三卷论方志。作者继承黄宗羲史学学术传统，对当时盛行之考据学严厉批评，主张针砭时弊。提出“六经皆史”之名论。又谓史家“才、学、识”之外，更需“史德”。倡导写作“古文辞之首义”，即客观与真实。诸说于古代史学理论贡献极大，对后世影响颇深。又提倡编纂方志，于我国方志学发展起很大推动作用。《文德》、《文理》、《古文公式》、《古文十弊》诸篇，为文论名篇，谈古评今，多有发明。《诗话》及《论文辨伪》诸篇，见解深刻，简要精赅。他如评论文学之书信，颇有警新之见。此编不可仅以史学专著目之，亦为近代一部重要之文学论著。今版本颇多，或 分集编订，或与《校讐通义》或与《方志略例》、《文集》等合编。八卷本有《章氏遗书》本（道光本），九卷本有《灵鹣阁丛书》本，注本有一九五六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刘公纯标点铅印本，一九八三年北京中华书局叶瑛校注本等。 《文史通义》wenshi tongyi清代学术理论著作，章学诚撰。共8卷。分内篇5卷，外篇3卷。内篇多半论文史，外篇论修地方志，阐述甚详。此书自乾隆三十六、七年(1771—1772)开始写作，至嘉庆六年(1801)作者去世止，历时三十一年。
章学诚是清代的一位富有独创见解的学者。他从中小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在政治上倡导某些改革，以解决当时日益严重的封建统治危机。本书大旨，在于提倡学术著作必须“切于人事”，反对“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并且提出“六经皆史”之说，认为六经都是古代典章制度的记载，用以申述“道不离器”的观点。书中《文德》、《文理》、《史德》等篇涉及文学理论见解最多，着重探讨了古文辞（散文）的问题，认为“古文辞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散文的根源既然是史，所以文章的根本要求在于真实。他强调文章首先应注意内容：“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然而，他也承认文章须有文采，反对“工文则害道”的看法。书中《古文十弊》是针对当时“不达时势”、“画蛇添足”、“优伶演剧”、“削足适履”等不良文风而发的，具有针贬时弊的作用。同时，他也反对用僵死的规格和“法度”去要求古文，认为文章规格取决于内容，而不能套用什么公式。这对当时桐城派的义法主张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在史学上，《文史通义》要求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运以别识心裁”，自成一家之言。既反对空谈义理，也反对无目的的考索。
此书有近人叶长清注本。又有叶瑛《文史通义校注》，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文史通义文史学理论著作。清章学诚撰。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人。自少年起即独喜读史书，“于经训未见领会”。曾七应科场，直到四十岁才中举，次年成进士。自以迂拘，未敢入仕。先后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其时考据学盛行，他却力倡经世致用，然终因学术思想不合时尚而不为统治当局所重。他曾计划改编《宋史》，但未能如愿。因生计所迫，只能长期寄人篱下。曾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协修《续资治通鉴》，主编《湖北通志》，并借其力编纂《史籍考》。又颇致力于方志的编纂，先后撰修和州、亳州、永清等志、但均未完整保留下来。他总结前人编纂方志的得失，提出修志义例和理论，建立方志学。在学术研究中，他坚决反对空谈义理和专务考索两种倾向，虽然得不到世人重视，仍不为所动，孜孜以求。其代表作《文史通义》因生活困顿，多撰写于旅途中、直至病终，尚未完稿。生平著作散佚颇多。全部文稿生前委托萧山王宗炎代为校定，1922年刘氏嘉业堂依王氏所定之目加以补订，刻为《章氏遗书》。
《文史通义》撰述始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三十七年间，直至章学诚去世时还未全部完成。它在中国古代文史学理论上有着重大建树。主要是：一、提出《六经》皆史说，正确论述史料和史观的关系。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内篇《易教上》)针对当时学术界重经轻史，重考据理义而轻实际的弊端，提出经史同源地位相等，反对空谈义理，强调经世致用，客观上却贬低了儒家经典的作用。作者认为，“古无经史之分”，研究古代是为了知今。这种观点有力地批判了乾嘉时代脱离实际的考据学派。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章学诚分清了整理资料与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区别。他认为：“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内篇《浙东学术·注》)，整辑排比，参互搜讨是一种考据工作，只能形成史纂、史考之类作品，属于“记注”，是资料整理，还不是可称为一家之言的“撰述”，因此还不能说是“学”。他认为史籍包括两类：记注与撰述，两者有联系又有差别，有高下之分。他说：“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内篇《书教下》)撰述要融会贯通，富有创见；记注要据事直书，使人生中得到智慧。记注和撰述相当于史料的纂辑和史学著作的关系，两者都很需要，缺一不可，但他更重视撰述。他的理论克服了古代存在的史著与史料畛域不分的毛病。同时也有力地驳斥了以考据为治学之极致的观点，其用意也在于纠正当时为考据而考据，严重脱离实际的学风，把史学引向经世致用的道路。章学诚还论述了撰写史书中的比次之书、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比次之书指的是史料，是基础；独断之学、考索之功是观点和方法，是统帅。正确揭示了史学研究的过程，论述了史料和史观的关系。二、提出历史学家除具有才、学、识之外，还应特别强调史德。唐代刘知幾曾提出，“良史”须具备才、学、识“三长”。章学诚对这三个条件首先加以肯定，认为“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但他认为品评“良史”的标准，这“三长”还不够全面，所以又增补了一个“史德”。“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者之心术也”，“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内篇《史德》)可见，“史德”是涉及立场和观点的问题。章学诚非常注意史学家的“心术”，把“史德”提到首要的地位。当然他所说的心术，仍是以封建道德为规范的。他要求史学家尊重客观事实，尽可能不掺杂主观的东西。史学家要忠于史实，秉笔直书，这是中国史学家的传统美德。三、史学通于文学，强调史德还须注重文德。他在《文德》篇中说：“论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未，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文史结合，缺一不可。章学诚认为“良史莫不工文”，但文章不仅仅是讲求空洞的文采，必须“因文以求立言之质”，不流于空说。他还针对当时人行文的毛病，写了《古文十弊》篇，列举了十种偏向，都是切中时弊的。四、提倡史意，撰写史书要成一家之言。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最重要的是提倡史意，树立正确的史学观点，阐明史学的目的，强调历史的作用。“史所贵者义也，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内篇《史德》)。义、事、文三者是互相联系的，但历史著作首要的取决于正确的观点和理论。章学诚主张撰写史书应“纲纪天人，推明大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此，他提倡通史，提出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对于编年和纪传这两种传统的主要史书体裁，章学诚有很详细的详论。他认为纪传和编年，本身各有短长，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后起的纪事本末体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史书体例。在分析总结历代史体演变得失的基础上，章学诚主张建立一种新的史体：“仿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内篇《书教下》)这种新史体包括纪、传、表、图四部分。图文并茂，使人一目了然。五、建立方志学理论，推进方志学发展。《文史通义》对方志学的论述，主要编入大梁本《外篇》之内。这是章学诚在实践中积累的方志学理论的总结。首先辨明了方志的性质，认为方志是保存地方文献的史书，不是地理书。其次，提出方志的体例应当合乎史法，所谓“志”、“掌故”、“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这样的方志既可成一家之言，又可保存资料不至缺漏。他还提出《修志十议》的原则，明确了编纂地方志的指导思想。再次，主张在各州县设立志科机构。用这种方法可以保存丰富的地方史料，为后人修史提供方便条件。《文史通义》中有许多精辟的见解，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高峰。但书中也存在着不少封建糟粕，如在一些篇章中明显地表现出维护封建道德伦理的思想。
《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它不仅是史学评论著作中不可多得之书，而且也是文学批评的有数之作。也有人把它看成是文化史专著，对后世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其“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民国初年，章氏之学受到高度重视，成为一时显学。然而，章学诚生前却“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
道光十二年(1832)章学诚之子华绂首先刻于大梁，是为流传至今的最早版本。195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刘公纯的新标点本，此本根据《章氏遗书》本排印，没有收入大梁本的外篇三卷。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叶瑛的《文史通义校注》十一卷，其中《内篇》五卷，《外篇》三卷，附《校雠通义》三卷。主要内容和大梁本同，校对文字，注释词义，撮举大意，颇便于初学阅读。另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文史通义新编》也值得注意。 文史通义书名。清章学诚撰。八卷。重要的史学和方志学著作。内篇五卷多泛论文史，外篇三卷论修志义例。提倡学术经世，反对空谈义理或专务考索；认为“六经皆史”；主张史家必须有“史德”；探讨学术流变及文章得失；将史书分为“纂辑”(或称“比类”)与“著述”，前者编辑史料，后者则应成一家之言。 《文史通义》清代章学诚著。凡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继《文心雕龙》、《史通》之后综合探讨文史问题的理论名著。章氏生当考证盛行的清中叶，在文学领域，标举义法的桐城派和高扬性灵说的随园派正占上风。章氏独不以当时风气为转移，平章古今学术，在文论方面，也能独树一帜。象《文德》、《文理》、《史德》、《古文十弊》等都是论文的名篇。《文德》所论，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作者应持的态度，这就是“临文必敬”，“敬”即“气摄而不纵”；二是批评者应持的态度，这就是“论古必恕”，“恕”即“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史德》把文章的动人之美归于创作主体的“气”“情”，并以“气昌情挚”为“至文”的决定因素：“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文理》指出：“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由后者出发，他对归有光开启、桐城派步其后尘的古文评点派提出批评，认为这种评点虽然对“不知文章法度之人”“未尝不可资其领悟”，但毕竟只是“为文之末务”，“不足据为传授之秘”，若以此范人，流弊就不可胜言了。《古文十弊》则对当时古文领域中种种弊病作了辛辣而中肯的批评。 文史通义八卷； 校雠通义，三卷，清章学诚撰。章学诚 (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 人，乾隆进士，任国子监典籍，主讲过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曾为安徽学政朱筠幕僚，后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助纂《续资治通鉴》。章学诚一生致力于讲学著作，尤以编修方志见长，曾主编《湖北通志》，修和州、亳州、永清县志。他尝说：“六经皆史，书与春秋同原”，主张治经应与考证史料和发挥义理相结合。著作丰富，仅《史籍考》即达三百二十五卷，但仅存总目。所著《文史通议》数十万言，以史法为主间及其他文字，他认为论史要有史才、史学，但尤贵有史德； 论文要有文情文心，尤贵有文性。《外篇》 专论修志，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嘉庆六年(1801) 章学城去世时，将书稿寄给萧山王宗炎，为编次目录，道光十二年(1832年)，其子章华绂写定，于大梁刊刻。然刻本于浙东动乱后佚失，谭廷献又于杭州书局补刻该书。此后咸丰元年(1851年)伍崇跃再次刊刻，并作跋于书后。此书现有粤雅堂丛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