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主义

作为独立的文化形态，秦文化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我们把它概括为“三个主义”，即集权主义，拿来主义，功利主义。

集权主义，指统治权力的高度集中，这是秦文化制度层次显示出的特色。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秦统一后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其中主要有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及郡县制。这些制度自然不会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秦传统管理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为什么秦的管理会有集权主义的特色?这是一个困扰人们已久迄今尚无满意答案的问题。我们认为，这当与秦历史上长期处于军事战斗状态有直接关系。

众所周知，秦史上秦与戎狄的军事冲突，起始很早。襄公建国后这一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秦人为了占有周天子赐予的歧、丰之地，同盘踞在那里的戎狄展开了极其艰巨的军事斗争，襄公本人即死于伐戎的征程之上。后历经文公、宪公(宁公)、出子、武公，到德公时，秦人才在陕西关中地区站稳了脚跟。军事斗争必然要求权力集中，绝对服从。这里没有给民主留下任何席位。正是这样特定的客观条件，造就了秦文化的集权主义。

由此出发，似还可对秦文化中某些特殊现象作出新的解释。例如对秦何以未形成嫡长子继承王位制度的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答案便十分清楚。战争的环境决定了秦拥立新君，必然要首先考虑其本领而不是嫡庶。过去《公羊传》以“秦者夷也”来解释秦的“匿嫡之名”，显然出于偏见。秦纵然受戎狄影响至深，但接受周文化也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从马家庄秦宗庙遗址来看，秦对周文化重要内容之一的宗法制是有所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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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秦为何偏偏无视宗法制中的嫡长子继承制?我们说，不是秦先天性排斥这一制度，而是客观环境不允许它严格执行这一制度。对此中之奥妙，为《公羊传》作注的汉儒何休似乎隐约有所察觉，故他讲秦之择君，乃“择勇猛者立之”。其所以如此，盖战争之需要也。很明显，这里绝非什么观念决定了现实，而是存在决定意识。由此一例，即可见战争的客观环境，对秦文化影响之深之大。由此一例，也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秦集权主义成因的理解。

拿来主义是鲁迅先生在30年代提出的。它主张对于外界一切有用的东西，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拿来”。鲁迅讲：

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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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前的秦，自然不会有“拿来主义”这个词儿，但秦文化的的确确是拿来主义文化。这也是秦文化开放性的具体反映。其尤为突出者有两点：

一是秦对秦以外诸文化的拿来主义。

从有关传说来看，秦人远祖曾“拿来”过夏、商文化。相对之下，其“拿来”戎狄文化影响最大，以致被称作“戎化”，被视为“西戎之一支”。考古发掘表明，秦人远在居西垂时便开始“拿来”周文化，吸收了周人的制陶技术。建国后，在农业、青铜手工业，文字以及礼仪制度等方面，更是全面地“拿来”周文化。例如属于春秋早期的宝鸡西高泉村一号墓出土的秦铜器，几乎全是清一色的西周风格，其中壶、豆两器，径直是西周遗物(豆铭中的“周生”，学者考定即周宣王时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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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是最货真价实的拿来主义了。战国时，秦又“拿来”了法家理论，使秦文化面目为之一新。至于像李斯所说的“弃击?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一类秦“拿来”山东六国文化的事例，实不胜枚举，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另，史载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这固然是秦以征服者姿态搞的文化掠夺，但也未始不是他们文化拿来主义的一种变相表现。

二是秦对别国人才的拿来主义。

秦史上，曾在秦任职或为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一大批著名人物，如百里奚、蹇叔、由余、丕豹、公孙枝、内史廖、士会、白乙丙、西乞术、孟明视、商鞅、张仪、公孙衍、司马错、乐池、魏章、甘茂、甘罗、陈轸、齐明、周最、向寿、屈盖、魏冉、薛文、楼缓、寿烛、芈戎、白起、任鄙、吕礼、蒙武、尉斯离、胡伤、灶、王?、司马梗、张唐、范睢、蔡泽、将军廖、吕不韦、蒙敖、王

、茅焦、尉缭、桓

、王翦、李斯、昌平君、王贲、李信、王绾、冯劫、王离、赵亥、隗状、冯无择、王戊、赵婴、杨?、蒙恬、宗胜等，均是秦“拿来”的别国人才。为了更好地吸收外来人才，秦发展、完善了客卿制度，使之成为一种有效的“储才”手段，对于积极引进并合理使用人才，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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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是秦拿来主义最成功的方面。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与之相匹敌。

功利主义是秦文化价值层次所具有的特色，它形成于商鞅变法之后，是秦文化“拿来”法家思想的结果。

大家知道，商鞅变法把秦的社会完全纳入了“农战”的轨道。这一重大变革对秦人精神面貌的影响，集中反映在两点上：一是造成了秦人“尚首功”之风。战国齐人鲁仲连称秦为“尚首功之国”，即指此。所谓“尚首功”，就是崇尚斩首之功，亦即崇尚战功。二是造成了“贪狠强力，寡义趋利”的世俗。这一点，汉人贾谊早在2000多年前便已经正确地指出了。他在《汉书?贾谊传》中说：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麻钮，虑有德色;母取箕?，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这里，请读者特别注意引文开头的“商君”二字。它表明贾生所言之民俗非秦所固有，而是商鞅变法后新形成的。

毋庸讳言，追求功利，乃人类的一种普遍行为。即使那些自诩看破红尘的宗教徒，亦不例外。不过他们所追逐的是宗教王国里的另一种功利罢了。所以切莫错以为功利主义乃是秦文化的专利品，其它文化就不讲功利。然而必须看到，秦文化的功利主义毕竟与其它文化的功利主义有所不同。法家化的秦人对功利的追求是赤裸裸的。它既没有蒙上道德的幕纱，也没有披上仁义的外装，更没有涂上浪漫的色彩。这就是秦的功利主义与其它功利主义的区别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