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型秦墓

曾经在春秋战国时代叱咤风云、气吞河山的数百万秦人，把他们的足迹深深留在了富饶的渭河两岸、八百里秦川。今天展示在我们面前的秦文化遗址，西到宝鸡，东至大荔，遍布于关中平原。从凤翔县八旗屯、高庄、西村、长安县客省庄、宝鸡市福临堡、斗鸡台、咸阳市黄家沟、铜川市枣庙、西安市半坡、长武县上孟村、大荔县朝邑等秦族墓地中已发掘了数以百计的秦墓葬，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秦文化资料。从那历年发掘的、至少在500座以上的中小型秦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秦国中下层社会葬俗葬仪的文化特征。这些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屈肢葬。秦国时期的秦墓广泛流行垌屈特甚的屈肢葬式。据统计，在已经正式公布的452座关中地区秦墓资料中，不明葬式者80座，直肢葬34座，屈肢葬338座，屈肢葬占全部葬式清楚的秦墓总数的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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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秦国庶民百姓实行屈肢葬式，而且在中小贵族中间也同样盛行屈肢葬。这种秦人固有的奇特葬式是秦文化的重要特点。

2.西向墓。不论是大型中字形、目字形、甲字形和亚字形秦墓，还是中小型秦墓，都普遍流行西首葬，即墓形多呈东西方向，死者头向西(多数偏向西北)，脚朝东。据不完全统计，关中地区已发表的秦墓报告中，西向者约占80%以上。同屈肢葬一样，西向墓的文化意义内涵究竟是什么，目前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屈肢葬也好，西向墓也罢，它们决不仅仅是一种丧葬时的一般处理方法，而是与秦人的宗教文化观念及风俗习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表示了秦人死时回归黄土、走入冥界的共同途径及回归方式。

3.墓穴形制。关中地区春秋至战国早期的中小型秦墓形制，基本上是长大于宽的窄长条形竖穴土圹墓。到了战国中期，开始出现竖穴洞室墓，洞室一般横向开在竖穴的一侧。这种新的墓穴形制基本代替了过去的竖穴土圹墓，反映出秦文化内容的充实和更新。

4. 人殉人牲。从秦武公“葬雍，初以人从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到秦献公“止从死”，整个春秋时期秦国社会盛行人殉、人牲葬俗;不仅大型秦墓有人殉人牲，而且中小型秦墓也有人殉和人牲。凤翔八旗屯春秋早中期的22座秦墓及其陪葬的车马坑中，有8座含人殉，共殉葬20人。人殉一般安置在墓室壁龛中，人殉最多的一个秦墓殉葬5人。在户县宋村发掘的一座春秋早期中型秦墓里，发现殉葬4人。除了卿大夫墓外，甚至士级墓葬中也有两名人殉者。从战国中期开始，秦人就很少再用活人为死者殉葬。发生这个变化的客观原因，可能是战争对人口资源消耗过大，迫使人们珍惜人口价值。秦文化的原始性和落后性，在人殉人牲墓葬制度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5.从葬实物。秦国社会存在的阶级、等级差异很清晰地显示在数百座秦墓中。中小贵族、地方官吏的墓葬与庶民百姓的墓葬区别十分明显。以中小贵族的墓葬为例，凤翔八旗屯、高庄两处的近90座秦墓，其中春秋早中期的贵族墓坑一般长度在4米以上，宽2.5米以上，棺椁俱备，有的还有双层套棺。此外有陪葬的车马坑和人殉。从葬品有三件一套的铜鼎或陶鼎以及戈、矛、剑等青铜兵器、陶制编磬。户县宋村一座秦贵族墓出土了全套的青铜礼器，有五鼎、四簋、二壶、盘、?、?各一，还有陶器、车马器、玉圭、玉?等丰富的随葬品。该墓长5.2米，宽4.5米。年代属于战国早中期的秦贵族墓，墓坑长度在3米左右，随葬品有小型青铜礼品及盛有粮食的陶仓、陶质车马等，从葬器物趋向小型化和模型化。与贵族墓丰富的陪葬品形成对比的，是秦国平民墓葬的俭朴贫寒。例如长安客省庄、西安半坡两处的183座秦族群墓，基本没有贵族墓常见的礼器、兵器、乐器、车马器等物，大部分平民墓无任何从葬品，只有三分之一的墓发现一两件带钩、几片玉石饰物及不多的常用陶器。至于人殉、人牲、车马坑之类的高级陪葬品，在平民墓中是绝对找不到的。不仅如此，普通秦族庶民墓的墓穴亦十分狭窄，排列十分密集规则。秦国中小型墓葬存在的贫富贵贱差异，是秦人中间贫富贵贱区别的实际证明。战国中晚期秦族墓葬的普遍俭省，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秦国葬仪制度在民众中间的演变和秦人社会风尚的更新。秦墓常出的铲形袋足鬲、茧形壶、鍪、扁壶、蒜头壶等从葬品，则是秦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物质积淀。

从大量的中小型秦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拥有特权的高贵者，还是衣食无着的卑贱者，秦人都固执地保留着秦族的文化传统，如屈肢葬、西向墓、长方形竖式墓穴等葬俗葬仪;这种传统的葬仪制度随着战国时代巨大的社会变革而逐渐发生变化，如洞室墓取代竖穴墓、屈肢葬的减少等;春秋至战国初期，中小贵族竭力维持秦国贵族礼制葬仪，战国中期以后，秦人葬俗渐变，礼制日坏，下层社会的民众葬制风尚愈来愈趋于实用、小型和简化。春秋战国秦中小型墓葬的特点，反映了秦文化发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