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三袁和竟陵钟、谭

由于历史的局限，何景明的孤鹤之鸣并未能够改变文坛上盛行的拟古风气。继“前七子”之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又力振此风，使得文学创作越来越脱离了孕育着革命风雷的明代后期社会的现实。晚明启蒙思想家李贽猛烈地批判了宋明理学，提出“童心说”以呼唤个性解放、心灵自由，楚地的公安“三袁”则在文坛上强调“独抒性灵”来与之呼应。

“三袁”即创立“公安派”的公安(今属湖北)袁氏三兄弟：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曾官右庶子，有《白苏斋集》;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曾官吏部郎中，有《袁中郎全集》。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曾官南京吏部郎中，有《珂雪斋集》。受时代风气的熏陶，三兄弟愤世疾俗，雅好高洁，追求人性的至真和完美，具有楚人的狂狷性格和放达风度。其中又以袁宏道最为狂放不羁。他年轻时便以“风歌笑孔丘”的楚狂人自诩，高歌：“浪迹真无奈，狂心今若何!一樽聊对酒，万事且狂歌。”他一生或啸傲江湖，或寄情山水，举止无拘无束，表现任情任性，充分体现出追求个性自由和心灵解放的时代精神。因此，他任性而发之言，最为锋芒毕露、惊世骇俗;他任情而作之文，也最为恣肆放纵，新颖神奇。他的名声和成就在三兄弟中最大，自然也就成了“公安派”的旗手和盟主。

对于复古运动带来的流弊，他们深恶痛绝。为了在文坛上拨乱反正，他们审视了复古运动的始末，肯定了何景明、李梦阳在文坛上冲破理学教条的束缚、扫除台阁诗体和八股文风的开创之功，批评了他们以及其他倡言复古者只知句比字拟地模仿古人、却不能“自出机轴”的弊病。在何、李的“诗本性情出发”的思想基础上，他们进而强调文学创作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指出文体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主张随性灵的自由抒发而“穷新极变”，提倡“天然去雕饰”的口语化创作，并且高度评价了向来受到轻视的民间通俗文学。

“三袁”的文学创作，是他们文学理论的具体实践，大都是“从自己胸臆流出”的“本色独造语”，其人活跃在字里行间，其情贯注于篇头章尾。如袁宏道的散文名作《徐文长传》，并没有全面地介绍和评价这位与作者同时代文豪的生平和成就，甚至连徐渭在戏曲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也只字不提，而是全凭作者的心灵感应，着力描写徐渭的“佯狂”表现和“狂疾”行为，从而展现出作者心会神交的狂士徐渭形象，也展示了作者狂放不羁的自我个性。正由于此文是人与神通、事与情合的“独抒性灵”之作，才有“如水东注，令人夺魂”的艺术魅力。“三袁”厌弃污浊的官场和险恶的仕途，将身心沉浸在自然山水中求真葆洁，以描绘自然山水为人生快事。他们所写的大量山水诗和山水小品文，虽然未能反映社会的面貌，却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其作品中的山水并非是纯客观的摹写，而是其性灵的物化和精神的对象化，被写得有情有性、有声有色，托出了其投身于自然中所体会到的个性自由和心灵解放的愉悦心境。这些作品的文字大都平易晓畅，自流清新，反映了“三袁”的创作特色和文学成就。

在理论上强调性灵、也即真情实感是文学的生命，在创作上不拘格套地抒写自我性灵，这正是对“庄骚”开创的楚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袁宏道对楚文学精神的领会尤为深刻，故对楚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尤为自觉。他说：“且《离骚》一经，忿怼之极，党人偷乐，众女谣啄，不揆中情，信谗赍怒，皆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覆，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且燥湿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谓楚风，又何疑焉?”(《序小修诗》)

宏观地看，从屈原的“抒情”说，到汉代的“言志”说，再到魏晋的“缘情”说，楚文学传统与中原文学传统在对立互补中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辨证发展过程;从李白的“天真”说，到宋代的“主理”说，再到晚明的“性灵”说，则又在更高的层次上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三袁”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深刻阐发“性灵”说，就大大深化了其理论内涵，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具有很大的思想启蒙意义，给予后世以多方面的影响。其“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的观点，甚至影响到“五四”运动时对白话文的提倡。他们的创作成就虽然不足以与他们的理论成就相并论，但也起到了配合其理论来扫除前、后七子所造成的文坛迷雾的作用。

当时以创作成就与“三袁”的理论成就相辉映者，是江西人汤显祖。这位伟大的戏曲作家，在其不朽名作《临川四梦》中，以对“情”的热烈呕歌、对“理”的愤怒抨击和奇丽的浪漫主义艺术表现，呼应着袁氏三兄弟，共同在精神上和艺术上全面地宏扬了楚文学传统，并且掀起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学启蒙新潮。

就在公安“三袁”高举“性灵”大旗在文坛上纵横驰骋、放声呐喊时，邻近的两位乡亲给了他们以有力的声援。这两人就是创立“竟陵派”的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钟惺和谭元春。钟惺(1574―1624)，字伯敬，号退谷，官至福建提学佥事，有《隐秀轩集》。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终身未仕，有《谭友夏合集》。

钟、谭两人应和公安派的主张，强调诗为性情之物，“真诗者，精神所为”。他们据其“不拘格套”之说而进一步发挥，指出“夫有真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为伍”，因此诗文形式之变有尽而精神之变无穷，必须学习古人的精神，于精神上求变化。同时，他们又感到公安派过于强调发抒性灵而置文法于不顾，其创作有流于肤浅俚俗之弊，故试图将性灵和文法统一起来。为此，他们编选了《古诗归》、《唐诗归》，以“寻味古人之微言奥旨”。在诗文创作中，他们也刻意别创一种“深幽孤峭”的风格，以“驱驾古人之上”、超出时俗之流。两人初期的覃思苦心之作，令世人耳目一新，“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谓之钟谭体”。但久而久之，他们的创作便过于“以凄声寒魄为致”，“以噍音促节为能”，结果给文坛带来了较公安派更为严重的流弊。其根本原因，也有似于公安派，即因他们的生活圈子狭小、阅历不够丰富、眼界未广、思想欠深所致。与公安派相比，竟陵派的成就显然稍逊一筹，但其勇于叛道和大胆创新的精神却承续了楚文学传统，其理论阐述和创作实践也起到了为文学启蒙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