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德

治理国家的刑罚和道德教化两个方面。先秦儒家注重道德教化，法家注重严刑峻法。汉代学者总结秦代以严刑峻法治国失败的教训，对形德问题做了进一步讨论。陆贾从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论证仁义为治国本，贾谊从“民本”的角度论论仁义为治国之本，均认为德教优于刑罚。指出“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亲和”、“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衰”(《汉书?贾谊传》)。《黄老帛书》主张刑德并用，认为“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缪缪天刑，非德必倾。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十六经》)。又认为三时成功，一时刑杀，乃是天地之道，“先德而后刑，顺于天”(同上)。董仲舒以阴阳论证刑德，提出“阳为德，阴为刑”，“王者承顺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举贤良对策》)。从此以后，尊德教而卑刑罚、以刑罚辅德教的主张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治国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