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北宋欧阳修为矫西昆体靡丽形式的文风，于嘉佑年间 (1056～1064年)在柳开、石介、穆修等人先行的基础上，积极倡导诗文革新。欧凭借其政治和文学威望，与尹诛、梅尧臣、苏舜钦诸人推动革新;又举荐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结成文学集团，彼此呼应，互相配合，形成运动。其革新理论同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与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一脉相承，但又有所发展。于散文，欧阳修等人主张“文以载道”，认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学者当师经。……，则发文者辉光”，反对“弃百事而不关于心”的态度和“言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的文章，对韩愈的道统观念有所突破。他们发展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所写反映社会生活、为现实服务之作，风格平易流畅、委曲婉转。于诗歌，梅尧臣等人追求“平淡”风格，提倡兴寄，所写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矛盾之作，清新自然、平淡晓畅，荡涤了盛极一时的“西昆”风气。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其诗文，特别是散文作品为历代文学家所借鉴和学习。

兴起于北宋中期的革新文学风尚的文学运动。它是宋初以来社会政治及思想文化领域中改革诉求的产物，并与这些改革思潮相呼应配合。宋朝建国以后奉行“右文”政策，滋生出庞大的官僚队伍，在辽和西夏的威胁面前又一再屈辱求和，内忧外患导致了所谓的“积贫积弱”。有识之士在探索改革途径时，首先致力于端正士风，整顿吏治，确立全社会的道德风尚。其中重要一环就是革除浮靡的文风，树立健康的文学风尚。北宋的诗文革新就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

早在宋初，一些儒家学者就不满五代以来的文学风尚，诗歌方面无论是宗尚白居易，还是规模晚唐体都有浅陋之弊;文章方面则骈文主宰文坛，失之浮艳。柳开率先倡导文风改革，在文道关系上强调文从于道，追求朴实的文风，故柳开身体力行，致力于古文创作，但其文流于艰涩，文采不足。王禹?主盟文坛，提出“文传道而明心”的文论观，传道之外又标举文学抒情言志的功能;以师法韩愈相标榜，主张自然平易的文风，欲“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对文学的发展颇具积极意义。诗歌方面，王禹?虽属白体一路，但又进一步推崇杜甫，称“子美集开诗世界”，“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成为此后诗歌革新的先声。至真宋朝，“西昆体”风行达三四十年之久。这种台阁体的文学风尚，在诗，表现为宗尚李商隐的富艳精工;在文，则以骈体文擅其胜场。起而抗衡的有姚铉编选的《唐文粹》，于文只录古体，推进了古文的流行。稍后又有穆修提倡韩柳古文，对韩柳文的流行，大有贡献。

诗文革新运动的全面展开是在北宋中期的仁宗时代，天圣七年(1029)与明道二年(1033)朝廷曾两度下诏申戒浮华，提倡古文。其兴起在景钓前后，盛于嘉钓年间，延至元符末年。诗文革新其始是配合当时政治革新，范仲淹是政治改革的领袖，而欧阳修所引领的诗文革新则与之桴鼓相应。“庆历新政”旋即夭折，但诗文革新却继续推进，确立了宋代文学的健康风尚与独特范型，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古文派阵营中师从穆修而卓有树立的是尹洙，其文简历有法，深得欧阳修称许。诗人苏舜钦也是较早致力古文写作的重要作家。而从理论上鼓吹儒家道貌、批判不良文风的健将应推石介，其所著《怪说》三篇，中篇将西昆体的文风问题上升至离经叛道的高度，极力抨击。宋初诸子以至石介的尊韩重道之论，虽然对于不良文风有摧陷廓清的作用，在重建文学的道德价值方面有矫枉反正的积极意义，但其重道轻文的文道观反而又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而石介倡导的“太学体”甚至成为文学发展的障碍。

北宋诗文革新之所以能够步上健康的发展道路而取得历史性成就，应归功于欧阳修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指导示范作用。欧阳修在诗词文各方面都卓有建树，成为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他通过揄扬韩愈的业绩大力提倡古文，并在理论上作进一步的探讨以指导文风的革新。针对前辈古文家重道轻文的偏向，他重新审视文道关系，既肯定道为主导，又对文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其道也由一般的儒家道统与伦理规范扩展为“百事”、“时病”，也就赋予文学以现实内容与批判精神。其文则主自然疏畅，更多地发扬韩愈“文从字顺”的文论，称“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书》引欧阳修语)。为此他不废骈文，吸纳其辞采声调之美，认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论尹师鲁墓志铭》)。欧阳氏本人的古文亦主自然畅达，散行中济以骈偶排对之词，自有一种声调谐婉、风华流美之致，在当时颇具示范作用。早在天圣、明道间，欧阳修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就与掌书记尹洙、主簿梅尧臣相与唱和，作为古文，传为盛事，产生很大影响。其后欧阳氏更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与文学声望，团结并吸引更多的文士为革新文风而努力。嘉钓二年(1035)，欧阳修主贡举，将写作险怪的“太学体”的举子一概黜落，引起轩然大波，但通过此举，欧阳修实现了全力扭转不良文风的目的。可以说宋代健康文风的确立是在既批判五代馀风及西昆体、又纠正古文派的险怪奥僻之风的基础上实现的，而后者往往被人所忽略。欧阳修在此科所取进士中有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等，得人之盛，前所未有。欧阳氏激赏苏轼，明确表示要将文坛的接力棒交给苏轼，而文风革新成就的巩固与发展也正有赖于以苏轼为代表在北宋中后期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指导。

苏轼在坚持儒家文道观的基础上更重视自然风格的追求与艺术规律的探索。他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文人，不以泥古守旧为然，对文学有深切的理解。其观点与欧阳修一脉相承，故其为文亦散骈兼擅，论文主自然而然流畅，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苏轼之文，或新意迭出、议论纵横、挥洒自如、汪洋恣肆，或玲珑剔透、隽永有味、时见理致、情理相生。要之，苏文已臻天工自然的化境，实天地间难得的至情美文。苏轼积极奖掖后进，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人，为推动文学革新作出了辉煌业绩。苏轼与其父苏洵、弟苏辙，世所推重，合称“三苏”。苏氏周围又集合了一批谊兼师友的文人，有所谓“苏门四学士”与“苏门六君子”，元钓时期一度聚合于京城，其创作主领风骚，流播天下。这一时期堪称北宋文学的鼎盛时期。而王安石、司马光等虽不属苏门统系，却也以各自的业绩为文学革新作了贡献。后世所传“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六大家即活动于北宋诗文革新的时期，他们各有建树，相映生辉。欧阳修文纡徐委婉，条达疏畅，又简洁凝炼、韵味醇厚，足为宋文楷模。曾巩最得欧阳氏真髓，演为平实雅正，沉稳严谨，不事藻饰，简古质朴，笔势每藏锋不露，委婉含蓄。苏辙虽出自苏门，其文风却异于父兄，冲和稳重，雍容舒展，但也时露遒逸疏宕之气。论者每以“欧曾”并称，苏辙文风也近欧、曾，这一统系代表了宋文典型的风格。苏洵出入诸子，学本荀孟，兼具战国纵横家作风，其文以议论峻发取胜，无论议政论兵、评史衡文，皆雄迈博辩，深刻老到。苏轼的文风实从乃父脱出而进境于“力斡造化，元气淋漓”(宋孝宗《苏轼文集序》)。至于王安石则以政治家作风为文，一本经术，通经致用，故为文求实尚用，见解深刻笔锋犀利，拗折峭拔，遒劲凌厉，在宋文中别具一格。

诗歌领域的革新与散文的创辟是同步进行的。欧阳修在改革文风的同时也建立了新的诗学观。针对五代以来浅陋浮靡的诗风，他重新倡导以《诗经》为代表的美刺比兴传统，但又不只停留于以诗反映国事民生上，而是进一步将诗境与人格境界联系起来，着重提倡诗对道德人格的表现，为以后宋诗的发展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在诗学上欧阳氏宗尚韩愈，兼采李白，他不仅以自己豪健奔放的诗作力矫西昆体，而且通过揄扬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诗歌创作造成新风气。首先，他推许雄奇豪放的诗风，称许“子美(苏舜钦)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六一诗话》)，谓石延年“穷奇变云烟，搜怪蟠蛟鱼”(《哭曼卿》)。其次，他又标举古淡瘦硬的诗风，以梅尧臣作为这一风格的代表。他独具慧眼地揭出梅诗在清新平淡中别具拗硬奇崛的独特韵味，喻之为风韵犹存的老妇或苦后余甘的橄榄。宋叶梦得《石林诗话》称“欧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可谓抓住了诗风革新的关键。如果说苏舜钦诗之雄豪代表了“气”，那么梅尧臣诗之古硬则标志着“格”。前者反映了政治改革风潮中知识精英的精神诉求，其气为志存高远而又坎坷失意的慷慨磊落之气;后者则表现了清操介节与俗世对抗所产生的不平心态以及对它的超越，是一种耿介脱俗之格。欧、梅、苏等诗人在“以俗为雅”的趣尚。“以文为诗”的手法等方面都与传统诗学异趣，为宋诗开了新的法门。

苏轼继欧阳修之后继续推进诗风革新。他转益多师，风格纷呈，但以自由奔放、清雄豪健为主，给人以快意雄放、酣畅淋漓之感，这种诗格与李白、杜甫、韩愈属同一美学范畴，而苏诗则表现出更多的散文化倾向，运以文章笔法，极尽铺陈排比，大量用典设喻，融会贯通，又参以议论说理，透出理趣妙谛，其讽喻世情则犀利谐谑，新警明快。晚年遭贬远徙之后，他更倾心于陶渊明的人格与诗品，不仅遍和陶诗，而且规摹陶诗质朴自然的风格。这种诗学取向为黄庭坚所继承。

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诗于苏诗之外独标一格，当时称为“山谷体”。他明确宣示诗歌应表现“内刚外和”的人格境界。其“刚”的一面，通过奇崛拗硬的诗格表现出来，这种诗格得力于向韩愈古体和杜甫拗律的学习。但黄诗并非一味奇拗，他将陶渊明的自然高妙标举为更高一层的诗境，并以此表现其人格之“和”的一面。论者往往多注意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在黄氏诗学中的意义。黄诗以其独特的风貌风靡诗坛，且其诗学讲究“诗律”、“句法”，使学者有辙可循，吸引了不少追随者，规摹黄诗成为一时风气，由此形成的“江西诗派”这一创作群体与风格流派，深刻影响了其后宋诗学的发展与演变。刘克庄《后村诗话》指出：“元钓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由于诗派的作用，黄诗的影响更为深远，其风格范式或每被目为宋诗的典型，长期受到作家与学者的关注与研讨。终宋之世，甚至延及后代，对它的褒贬离合成为诗歌风格流派之争的主要标志。要之，一部南宋诗学史实质上就是所谓“派”、“体”间的争胜兼融的进程，后世的唐宋诗之争也不出此一范畴，而宋诗范型的确立则可追溯至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