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法

(一)中原远古历法

早在我国原始社会，中原大地已有历法萌芽。原始先民为农业耕作需要，逐渐掌握寒暑季节变化，使原始历法在生产实践中得以诞生和发展。到了夏代(前21―前16世纪)，已知使用天干(甲、乙、丙、丁……壬、癸)纪日法，10天周而复始。10天为一旬的概念，也已产生。到了商代(前16―前11世纪)，从安阳发掘的甲骨文中可见，殷人已用十天干、十二地支相配合，以六十干支来纪日;有了大月(30天)、小月(29天)之分，并置闰月于年终。能用大小月调整朔望，用置闰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长度，这充分说明殷历已是阴阳合历。这种阴阳合历是中国历法体系的基本特点，我国一直沿用了几千年。殷历还把一日分作若干时间段，如旦(清晨)、中日(中午)、夕(晚上)等。周代历法在殷历基础上，又有新发展，如用十二地支记时，将一日分作12个时辰等。东周时，还诞生了《颛顼历》，它是我国古代六历之一。

(二)张苍整理《颛顼历》

张苍(?―前152)，阳武(今河南原阳县)人。初任秦代御史等职，西汉文帝四年(前176年)，担任汉丞相职务。秦朝使用的《颛顼历》，秦末兵燹被毁，张苍精通天文历法，他重新加以拾补整理。在他的建议下，西汉初期继续使用《颛顼历》，经过百年之久，才被司马迁等人编制的《太初历》所代替。张苍在继承和整理古历法中，起过一定作用。

(三)傅仁均的《戊寅元历》

傅仁均，唐朝滑州(今河南滑县)人，官至太史令。少时家贫，曾到东都洛阳当道士。他通晓天文数学，精于历法。唐高祖李渊即位，令他制定新历。在他主持下，制定出《戊寅元历》。戊寅历吸取了前代历法所长，抛弃了前代用平朔制定历法的方法，采用了以定朔制定历法的方法。这在我国历法史上是一次创举，是古代第一部正式采用定朔法的历法。此历法于唐武德二年(619年)颁行，至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被废止。

(四)一行的《大衍历》

一行不但通晓天文，而且精通历法。一行编制新历法时，注意吸取历代历法的优秀成果，大胆创新。他进行了一系列实测工作，以使新历法与实际天象更加符合。一行利用黄道游仪，领导一批天文工作者对日月星辰运动实行了观测;并用他创制的“复矩图”测量仪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大地测量。在作了充分准备以后，一行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开始编修新历。开元十五年(727年)，完成《大衍历》草稿，同年逝世。《大衍历》共分7篇，结构内容相当系统，表明我国古代历法体系业已成熟。此历对于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规律，作了比前人更符合实际的描述;在日月食和五星运动方面，也都有较大的改进。《新唐书》指出：大衍历以前的历法，“与天虽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数立法，固无以易也。后世虽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见《新唐书?历志三》)大衍历于开元十七年(729年)在全国颁行，至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停用。但是此后各次修历，都仿效大衍历的结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末采用西欧方法编历之时。

(五)王处讷的《应天历》

王处讷，洛阳人，精通天文历算。初任后周司天少监，北宋初期，官拜司天监。建隆二年(961年)，宋太祖令王处讷“别造新历”(《宋史?王处讷传》)。至乾德元年(963年)新历6卷修成，宋太祖赐名为《应天历》。经过复核，该历较前历详密完备。乾德二年(964年)在全国颁行，使用到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王处讷还著有《新历》20卷。他的儿子王熙元，幼习父业，宋真宗时，官至司天监。王熙元在其父《应天历》基础上，又编制出一部《仪天历》。王氏父子毕生钻研历法，在我国古代历法史上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六)朱载?的《圣寿万年历》

朱载?(1536―1611年)，字伯勤，是明朝亲藩郑王世子(明仁宗的儿子郑靖王的后代)，世居怀庆府(今河南沁阳县)，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伟大科学家。他从事天文历法研究，发现自明初以来实行的《大统历》(实质上是《授时历》)，为时已久，据此历预推结果与实际天象不符甚多，于是发出改历倡议。朱载?先后编撰了《黄钟历》和《圣寿万年历》。这两种历法所设历元不同，《黄钟历》以万历九年(1581年)为历元，《圣寿万年历》以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作历元，因此导致若干天文数据有所不同。其实质，这两历大同小异。两历主要骨干部分源于授时历，但对授时历的若干错误作了修正。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朱载?将此二历献给朝廷。因为二历尚有不尽妥善地方，未能颁布实行。但此二历对我国古历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人类的生存首先面临的是自然界的挑战。自然界的风雨霜雪，四季的更替等变化，无不和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既给人类广被惠泽，又给人类降下无穷的灾难。为了生存，人类对自然界的这些奇奥变化，便努力去认识和摸索其变化规律。天文、历法由此而生。

蒙古草原的早期历法是以草木纪年的自然历法。草场是游牧经济的依赖对象，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必须根据牧草的荣枯来安排自己的生产活动。所以，他们很早就创造了这种以草木纪年的自然历法。草木纪年法，是以牧草的荣枯定季节的，起初只有春、秋两季，草荣为春，草枯为秋。后来随着畜牧经济的发展，牲畜的增多，只以春、秋两季来安排牧业，便行不通了，于是又增加了冬、夏两个季节。因为蒙古草原的冬季严寒而漫长，大雪覆盖了牧草，大量的牲畜难以过冬，这时就需要寻找温暖少雪的地方放牧，夏季蒙古草原炎热干旱，牲畜不仅易患瘟疫，而且还难以上膘，这时就得寻找凉爽的地方放牧。出于这种安排生产的需要，冬、夏便被当作两个单独的季节划分出来了。起先这种季节划分的顺序是冬、春、夏、秋，后来受汉族的影响，变成了春、夏、秋、冬。一年的计算法是将头一年的春草发青，到第二年的春草发青这一段时间，定为一年。

蒙古草原的自然历法，对月份的划分，一年以12个月计算，如果见草青迟迟，则置闰月，闰年为13个月。这种纪月法的月份采用阴历，根据月亮的圆缺循环来定月，“每见(月亮)圆而为一月。”30天为1个月。

蒙古草原的纪年法，还有12生肖纪年法。这也是蒙古草原独特的纪年法，很早就被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发明使用。如在内蒙古自治区阴山以北的百灵庙地区就凿刻有一幅战国时期12生肖岩画。这幅岩画将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12生肖依次排弄成一个椭圆圈，每个动物的形象都很清晰。12生肖这一北方游牧民族的习俗，到了汉代才逐渐传到中原。继匈奴之后，游牧于蒙古草原的诸民族，如黠戛斯、蒙古等，也均以12生肖纪年。尤其蒙古民族在此基础上，还吸收了藏历纪年法，就是将12生肖与“木、火、土、金、水”五行相配进行纪年。具体方法是将木、火、土、金、水五行各分阴阳，蒙古语称阳为“额日”意为“公”，称阴为“额木”，意为“母”(所以阴阳五行，在蒙语中称”公母五行”)，然后把12兽名与五行公、母依次相配，如木(公)鼠年、木(母)牛年、木(公)虎年……，依此排列，每60年为一组，一组称一个“饶琼”，以1027年[火(母)兔年]为循环的起始年，从这一年开始，每循环60年，就称第几个“饶琼”。后来这种12生肖与五行相配的纪年法中的“五行”，逐渐演变成“五色”，即蓝、红、黄、白、黑五色。这“五色”也分阴阳，它与12生肖相配纪年的方法，与五行配12生肖的纪年法完全相同。

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在认识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实践中，不仅创造了独特的历法，丰富了我国的历法学科，而且在天文方面，同样也有着辉煌的成就。

据一些考古资料证明，早在秦汉之际，蒙古草原就已有了较为先进的天文仪器。如在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出土的一只秦汉之际的日晷，就是测定太阳方位的一种较先进的仪器。这种仪器通过测定太阳的方位，来定时间，因而也可以说是一种时间测定仪。又如，在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出土的一只汉代铜漏壶，也是一种较为先进的天文仪器，其功用也是计时。

在蒙古草原进入元代以后，其天文方面的成就，令世人瞩目，突出者是上都天文台的修建。上都天文台于公元1271年由忽必烈主持修建，它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上都天文台有一套行政管理机构，称司天监，掌观象、订历。天文台的最高官职称提点，担任者为扎马鲁丁，其余还有许多工作人员，有“司天监二员，少监二员，监丞二员，品秩同上。知事一员，令史二员。通事兼知印一人，秦差一人，属官，教授一员，天文科管勾一员，历算科官勾一员，三式科管勾一员，测验科管勾一员，漏刻科管勾一员，阴阳人一十八人。”(《元史?百官志》)可见其机构的健全。上都天文台所用的仪器和图书，主要来自阿拉伯，在当时世界上属于领先地位。

清代时，蒙古草原出现了用蒙文书写的天文图和天文学著作。蒙古文天文图是一幅石刻天文图，刻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五塔寺的“金刚座舍利宝塔”的后山墙上。它是根据钦天监制的天文图刻成，称“盖天”图。该图的天象内容极为丰富，所有星象名称，均用蒙文注明。图体结构分为两部分，一为天球体，一是在天球体外刻画的四层注字圆圈。兹分述如下：

一、天球体内容：a，包括星官座270座左右，星数1550多颗;b，标刻了以北极为圆心，呈放射状分列的28根经线，并将28宿星座名称分别标于28根经线末端;c，以北天极为圆心刻5个同心圆，由里往外数，分别表示天的北极圈、夏至圈、赤道、冬至圈、南极圈;d，勾刻有太阳在星空中的运行轨道――黄道圈。该圈呈扁圆形，为双线，与天赤道相交。在双线内以阴阳相间分成360段，每段表示1度，用以计算太阳的运行。e，在黄道圈上，注有24节气，每个节气间相隔15°。冬至点、夏至点、春分点、秋分点分别位于黄道圈的上、下、左、右，这四点间的连线，在北天极相交，恰好把整个天文图分成四个等分;f，标注了天球纬度。具体方法是将天北极圈和天南极圈通过冬至点用一条线相连，再在上面用藏文数码标刻上度数，以天赤道为0°，冬至圈和夏至圈分别在±23°31′处，天北极圈和天南极圈分别在±66°30′处;g，标出了银河，形状为两条不规则的连续曲线，外面的一条称南河，里面的一条称北河。其在图中的位置是始于图右上方，斜向图左下方，然后绕过天北极圈，又转向图右下方，最后逐渐与5个大圆相连。

二、四层注字圆圈(从里往外数，分别用a、b、c、d表示)：a，刻有28宿名称，与天球体的28根经线相接;b，分360°，度数用藏文数码标注，转一周，在春分点0°，与360°重合。该圆圈内外两侧又阴刻双线，亦各均匀分为360°，外侧用以计算黄道周天度数，内侧用以计算赤道周天度数;c，与天球体黄道圈上的24节气位置相应，均匀标刻了24节气名称;d，均匀地分为12段，标刻了12宫和12生肖的蒙文名称。

上述“盖天”图，是我国目前少数民族文字标注的仅有的一幅石刻天文图。它表明蒙古草原地区的人们至少在清代就已掌握了相当丰富可观的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对天体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蒙古文天文著作，种类颇多，对天象均有较系统和科学的记录。其中《天文原理》一书，汇集了30多位蒙汉学者的心血，对天象的记录，更加具体、系统、科学。《天文原理》成书于清康熙年间，共5函38卷，第1函包括序言1卷，日缠1卷，月离表4卷，共6卷;第2函包括土星表，木星表、火星表、金星表、小星表、五纬表各1卷，共6卷;第3函包括交食表9卷;第4函包括交食增表9卷，增表来源图说1卷，共10卷;第5函包括天文步天歌、凌犯表、仪象表、新七政细草、交食细草各1卷，八线表2卷，共7卷。全书内容，即包括西欧和汉族先进的历算学知识，同时，相当一部分属于蒙古民族在这方面的独到创见，是不可多得的一本少数民族天文科技丛书，在蒙古草原科技史上，乃至整个中国的科技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