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吴越冶铸技术的成就

神话传说终究是神话，不是历史，那么，吴越地区冶铸业的历史又如何呢?要回答好这个问题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古代，中原人精于礼器，这与“中国”是“礼仪之邦”的传统分不开，为此，礼乐是中原人治邦的重要法则。在今天出土的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而当时的吴越人，则往往注重于耕战，这与他们当时被中原人看作是“蛮夷”有直接关系。春秋，战国诸国之间本身就征战不断，在胜者为侯，败者为奴的历史条件下，地处“蛮夷”的吴越人，用武力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尚武，好斗是极其自然的事;吴越人重视耕战的另一原因，与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也不无关系。江海之交、水乡泽国自然之神，赋于了他的子孙们好动的个性，和好强的心态。再则，吴越地区当时以盛产铜锡而著称于世，为吴越人冶铸业兴起提供了物质保证。加之吴越人早就有“拿来我用”的特点，虽然青铜冶铸稍晚于中原人，但后来居上，特别在青铜武器冶铸技术方面，超过了中原人。

正因为有以上的几个方面的原因，在今天保留下来的吴越青铜器中，兵器与生产工具的比重，远远超过中原。当然，注重礼的中原人保留至今的礼器，也是吴越人望尘莫及的。

在吴越人的兵器中，吴王剑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如1976年在湖北襄阳蔡坡12号墓出土2柄剑，均带漆木鞘，其中一柄为吴王夫差剑，剑身铸有阴文彖书两行小字：“攻

(?)王夫差自乍(作)其元用。”剑出自棺内中部，剑首残缺，剑柄断为三截，柄筒上无箍，剑锋锷已腐蚀，残长37厘米，宽3.5厘米。另一柄剑出土时断为两截，通体尚有光泽，锋刃皆利，柄上有二道箍，全长53.7厘米。1976年2月，在河南辉县百泉文物保管所在废品回收部门发现一柄吴王夫差铜剑。剑全长59.1厘米，剑身宽5厘米，剑柄上有箍两道。剑身满布花纹，隔手上有兽面纹，镶嵌绿松石，剑锋犀利，有阴刻篆字铭文二行共十字：“攻?王夫差自作其元用。”据百泉文物保管所崔墨林分析认为：“此剑可能出于辉县东南一里许琉璃阁附近战国墓区，为盗墓人在解放前盗出。”1965年在山东平度县征集得一柄吴王夫差剑。原残为6截，后修理复原，剑长57.7厘米，剑宽5.4厘米，有阴刻铭文十字：“攻?王夫差自作其元用。”此剑现在山东省博物馆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亦收藏一柄吴王夫差用剑。剑长58厘米，剑宽5厘米，剑身饰有云纹，剑隔镶嵌绿松石，铸造精美、剑身近隔处有铭文：“攻?王夫差自作其元用”，两行十字。另外在安徽，江苏等处也曾出土吴国宝剑。

上述诸剑的铭文字数、款式、辞例基本一致，铭文中的“攻?”、“攻

”即“句吴”，也就是吴王夫差的用剑。从出土的地点看，有些地方吴王夫差并没有到过，为什么那里出土吴王夫差自用剑呢。这是因为所出土吴剑的地方，在吴称霸之时，曾一度为吴攻占之地。比如山东平度，邻近莱州湾，古时为齐国的出海口。据《左传?哀公十年》载：“徐承帅舟师，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从这一段记载看，齐、吴两国相争时吴人曾来到山东半岛，所以在平度发现吴王夫差剑也并非偶然。历史曾有过“黄池会盟”在河南辉县出土了吴王夫差用剑，也符合历史事实。只不过有的大概是吴王夫差奖赠给他的将士，由他们带去的。

上面谈了吴王剑，现在再来看看越王剑。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了一柄越王勾践剑，剑长55.6厘米，柄长8.4厘米，剑宽4.6厘米，柄上缠有丝绳，剑隔两面有花纹，嵌有蓝色琉璃，剑身满饰极富地方特色的菱形几何图案，剑身有鸟篆铭文：“

(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杪(剑)”8字。出土时剑在黑漆木鞘内，在地下已埋2400多年，剑从鞘中拔出，仍寒光逼人，可以断发。1979年，在河南淮阳县大建的一个楚墓中发现一柄越王剑。剑长58厘米，宽4.5厘米，剑隔、剑首均有错银鸟篆铭文，双刃锋利，十分坚固。正面的鸟篆铭文为“?王”二字，反面为鸟篆铭文和剑首的鸟篆铭文9字的意义至今还未明白。

从现已知的越剑，都是越王勾践之后的剑，勾践之前的越剑至今还没有发现。由此可知，吴剑早于越剑。这是因为自越灭吴后，越国工匠承袭了吴国的冶铸技术并加以改进，后来的越国之剑，更优于吴国剑了。如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自用剑”，更与众不同，据研究，该剑上的黑色菱形花纹可能是经过硫化处理的，这种技术，在武器铸造中，处在领先的地位。这也充分证明先秦诸子著述中有关吴越铸剑的记载，是有其充分根据的。曹丕在《剑》诗中咏赞吴越之剑：“越民铸宝剑，出匣吐寒光”，是如实地描写，并没有夸大。

吴越的冶铸技术除造出宝剑之外，青铜工具尤其是农业生产的工具，在吴越出土的青铜器中，所占比重也是很大的，是中原及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拥有锋利的青铜兵器、精美的礼器和数量较多的青铜农具，是吴越青铜文化的显著特点。这些青铜农具中，较为典型的如仪征县破山口西周墓中出土的青铜斧，斧长17.2厘米，宽9.8厘米，青铜镰刀长14.2厘米，青铜凿长12.9厘米，宽4.8厘米。金山戚家墩第三层出土的镰形器。扬州肖家山出土的铜凿，长9厘米，宽4厘米。锄高8厘米，宽7.5厘米，中空3.5×3.5厘米。浙江绍兴城东的西施山等地，出土了青铜刀、镰、斧、犁等一大批农具。在苏州出土的青铜器34件，其中农业生产工具有：锛12件，锄5件，斧6件，镰6件，犁形器1件，另外还有鼎2件，剑2件。

吴越的青铜工具，还散及其邻近地区，如安徽淮南、贵池曾先后出土了一批青铜工具，湖北铜绿山出土了铜锛、铜斧等农具。这些青铜工具，大多是春秋战国时的遗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西周之际，青铜是十分昂贵之物，故到了春秋时代，中原地区用青铜制造农业工具并不多见，可是，在吴越地区却不同，青铜工具大量出现。吴越地区成批出土的青铜工具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据《考工记》载：“粤之无槟也，非无槟也，夫人而能为槟也。”这段文字，用现在的话说，其意是：越地没有专门造“槟”的官营工场，是因为越地的老百姓人人都会制造“槟”，为此，就没有必要建官营的工场了。郑玄也说：“粤地……而山出金锡，铸冶之业，田器尤多。”“金锡”多，又人人都会作槟，槟是当时普遍使用的一种农业生产工具。由此可知，当时的江南，农业是很发达的。正因为农业发达，随之出现了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制造工具的家庭作坊也很多，故在郑玄眼中，“粤地”即越地“人人皆能作器”。

从出土的农耕工具的制形看，吴越地区大体上是一致的。如在苏州葑门河道、新苏丝厂工地出土的锯齿形镰，皆为一面平滑，一面有较深的篾状纹，刃部皆为锯齿。这种青铜镰与战国时期弯月形铁镰不同，有明显的江南特点。这种青铜镰还在江苏金坛、吴县、溧水、六合、浙江的绍兴、永嘉等地亦有出土。另外还在绍兴地区发现了青铜犁铧，呈V字形，全长18.2厘米，以及锄、

形器等一大批青铜农具。

吴越地区冶铸技术的发展是很快的，但现在出土的多为青铜器，铁器较少，只有少数几个地区，如六合出土了铁条、铁刀等，在绍兴西施山出土了铁镰、铁锄等。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