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弘期

藏语为“丹巴期塔”(bstan-pa-phyi-dar)，意即“佛教的后期发展”。指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以后，在吐蕃边地复燃的佛教星火，分别从多康和阿里先后传到卫藏，使绝传100多年的卫藏地方的持律佛教重新得到发展，并且形成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这一发展时期。

朗达玛禁佛时，在曲水曲卧日山(chu-bo-ri)修行的3名僧人(即gtsang-rab-gsal，藏饶赛;gyo-dge-bavi-vbyung-gnas，约?格卫迥乃;dmar-shvak-ya-mu-ni，玛?释迦牟尼)，带着律藏经卷，辗转逃到朵麦地方(泛指今青海湖以东地区)。喇钦贡巴饶色(bla-chen-dgongs-pa-rab-gsal，892―975)从他们出家，驻锡丹底寺(dan-tig-shel-gyi-yang-dgon)。卫藏的鲁梅等10人，受朗达玛赞普后裔拉萨王系的领主察那益西坚赞(tsha-na-ye-shes-rgyal-mtshan)派遣，从卫藏来到喇钦处受戒学法。学成后，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前后返回卫藏，建立道场，传戒授徒，佛法余烬得以复燃，史称“下路弘法”。

大约与此同时，阿里古格王朝的统治者天喇嘛叔侄益西沃和绛曲沃，也在阿里地方振兴佛教，先后派遣仁钦桑布(958―1055)等多人到印度和尼泊尔学法取经，又迎请达磨婆罗(dharma-pva-la，即法护)以及弟子善护、德护和智护(即三护论师)到古格传戒弘法，所传律学称“上路律学”。后又有克什米尔大班智达释迦室利入藏，翻译经论，弘传律学，称“班钦律统”。北宋庆历二年(1042)，阿底夏尊者被迎请到托林寺会见仁钦桑布，对阿里的佛教进行整顿，把戒律和密宗加以系统化，撰写出《菩提道灯论》作为修习次第规范，影响极大。五年(1045)，阿底夏于返印途中，又被迎至卫藏传道讲学，传播佛教，标志着佛法余烬又得阿里传来火种而复燃，史称“上路弘法”。从此诞生了藏传佛教。

10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200多年间，佛教在卫藏地区得到恢复和发展，在译释佛学经论、著书立说、兴建寺院、传法授徒、创立教派等各方面都进入一个新时期。西藏与印度、尼泊尔间的佛教交流学者不绝于途，有名可考、有著作流传者不下300人。大量三藏典籍、特别是密乘无上瑜伽部的经典与法门在西藏得到广泛译传，使在印度走向衰落的晚期佛教的密法余绪得以绍继。这个时期，所译佛典被编纂成《藏文大藏经》之《甘珠尔》和《丹珠尔》，总计4000多卷，未收入大藏经的藏族学者、高僧阐释佛理的文集更不知凡几。以密教弘传中的付法传承为根本尺度，先后形成众多派别。较大的派别有宁玛、噶当、萨迦和噶举诸派，较小者有希解、觉宇(gcod-yul或spyod-yui)、觉囊(jo-nang)、郭扎(ko-brag)和夏鲁(zha-lu)等派。噶举派又分为香巴噶举和塔波噶举两大系统。而塔波噶举又传出“四大支”和“八小支”等众多支系。宁玛派以弘传前弘期译传的密乘教法(包括“伏藏”)为特征，故有“前译密咒派”(gsan-sngags-snga-vgyur-bavi-chos-lugs)之称。其余各派都以弘传仁钦桑布及其后所译密法为标志，故通称“新译密咒派”(gsang-sngags-gsar-ma-pa)或“新派”。15世纪初，宗喀巴进行宗教改革，在继承发扬噶当派教法的基础上，创立“格鲁派”，又叫“新噶当派”。这个新创的格鲁派，在戒律守持、修学次第、僧伽组织、仪轨事相、法会节庆、僧源供养、寺院管理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套严格而完整的制度，并推广了13世纪由噶玛噶举派首创的活佛转世制度，保证了领导集团的稳定和领导权的平稳交替，使该派不断壮大，成为藏传佛教各派的后起之秀，把藏传佛教推向新的发展阶段。17世纪中叶，格鲁派进一步形成以教御政的“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政教兼摄，达赖喇嘛成为西藏地方的政教首领，标志着藏传佛教的全面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