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理论

在最近15～20年内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自我意识中出现的倾向的总标志。后现代主义字面意思是指“现代”或当代以后的东西。然而“当代”这一概念并没有多少严格的公认界说。人们时而认为“当代”起源于近代理性主义，时而认为起源于启蒙运动及其对进步或对科学知识的信念，时而认为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文学实验，时而又认为起源于20世纪10～20年代的先锋派-相应地进行“后当代”的计算。虽然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是早先也曾偶尔使用过，但它的广泛流行却是从60年代末开始的，那时它是作为建筑中风格变化的标记产生的，但是，它却越来越经常地被用来表征文学艺术中革新的特征，以及社会经济领域、工艺领域和社会政治领域中发生变化的特征。后现代主义在80年代获得概念的地位，这首先是由于利奥塔的著作，他把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推广到哲学领域。后现代主义哲学本身并不存在，这不仅是因为在属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之间缺乏观点的统一，而且主要是因为在哲学中，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恰恰是由于对它作为一种世界观理论和体裁的统一体的可能性表示了极端的怀疑。不谈“后现代主义哲学”，而用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状况”，与一般文化中的“后现代主义状况”相比较，这将更为恰当。这种状况有本体论的认识论、历史-文化的和美学的参数。在本体论方面，后现代主义现象与对以下情况的理解相联系：对象与人的作用相对立，给它以反作用;事物常规对我们试图改造它的做法进行“报复”，使任何改造方案注定必然破产。后现代主义是作为对本体论的穷尽性认识产生的，在本体论范围内，现实性可能被强制地改变样子，从“非理性状态”过渡到“理性状态”。把这种本体论定为“现代主义的”本体论和历史的使自己穷尽了的本体论-就是同时宣布了新时代即后现代主义的到来。以怀疑的态度抛开改造世界的方针，导致放弃使这种改造系统化的尝试：世界不仅不接受人改造世界的努力影响，而且也不被纳入任何理论公式。事件始终赶在理论前面。作为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反系统性，并不是简单的拒绝追求完整性和追求全面地从理论上把握现实-它与非经典的“智慧本体论”的形成有联系，问题在于：客观上不可能把存在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或艺术领域内的硬性的自我封闭的系统固定下来。在从理智上把握这一变化的过程中，产生在传统的概念对立(主体-客体，整体-部分，内在-外在，现实-想像)之外的思维和不以某种稳定整体(东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男性-女性)为依据的思维。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也是由于认识论状况的变化引起的，这与非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结构主义)批判古典哲学范式相联系。这一批判的结果是作为观念体系中心的主体的崩溃。后现代主义不仅把这种状况固定下来，而且使这种状况最大限度地尖锐化，从古典思维习惯的观点看，这是建立起一种“丢脸的”哲学议论形式-无主体的哲学议论。无个性的“愿望流”，无人称的“速度”、非概念化的“强度”，取代了“主观性”、 “意向性”、 “自反性”等范畴的地位。“解构”是认识论方面的后现代主义进展的直接源泉，在解构中，古典哲学不再被承认是“此在形而上学”。后者的主要知觉就是总体含义是绝对充分的，没有此在的虚无和断裂。因此，古典论述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再现的外推-某种原初的第一性的含义内容在派生的、第二性的、衍生的形式中得到复现。任何个别事件只是由于原初含义的绝对充分地参与，在这里才获得含义;它只能在被看成作为自己起源的最初含义的范围内才是真实的，在古典范式中，一切思想内容都只不过是对作为本原-实体和起源的含义的再现。一切文化符号在这里所以有意义，只因为通过它们表现出最初含义-“超验的意义”。不承认这种知觉有普遍性，不承认它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思维能力终止和缺乏的问题上-意味着不再把事件看成存在真理的反光，意味着从事件的自身充足性来面对事件。从而实现了从语言学层次到“事件”和“实体”层次的转化，转化的形式有：“奇特哲学”和“诱惑思维”， “强化思维”和“愿望哲学”。在文化-美学方面，后现代主义表现为把握艺术先锋派(作为美学现象的“现代主义”)的经验。但是，和艺术先锋派不同，它的许多派别并没有与古典作品所特有的艺术说教-先知观决裂。后现代主义把精神文化原先的独立领域和意识层次之间-“科学”意识和“日常生活意识”之间、 “高级艺术”和“劣品”之间的界限一笔勾销了。后现代主义彻底加强了从“作品”到“结构”、从艺术这一创造作品的活动到为这一活动而活动的过渡。因此，后现代主义是对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的变化的反应。后现代主义对文化的方针是作为破坏这一现象的“纯粹性”的结果、作为艺术而产生的。起源于创造性本原、起源于独特的创作活动的原初的含义产生，是它的可能性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被破坏了-而这恰恰是在后工业化社会里发生的情况，这一社会有技术再生产的无限可能性-那么，艺术及其原先形式(古典主义形式或现代主义形式)的存在就成问题了。文化地位发生变化的另一方面是：今日的艺术家从来不同“纯粹的”材料打交道-纯粹的材料始终按这种或那种方式在文化上被掌握。它的“作品”从来不是第一性的，只是作为对其他作品的暗喻网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作为引文的总和而存在的。后现代主义有意识地使审美积极性改变取向，从“创作”改为编写和摘引，从“原著”的创造到拼贴。同时，后现代主义的战略不在于确认非结构化与创作相对立，玩弄引文游戏与严肃创造相对立，而在于拉开“破坏-建设”、“严肃性-游戏”这些对立面本身的距离。引号成为被表现的文化情况的对象，引号往往用来指明任何意义的非绝对性。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广为流行，与其说归功于确实策动了文化中的相应进展的作者(他们中间许多人，如德里达根本不接受这一术语)，不如说归功于越来越猛烈的批判文学，这种文学形成了某种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只有在上述进展的背景中谈后现代主义才是适当的。根据这一条件，除了上述提到的人外，可以列入后现代主义的还有这样一些作者：M.塞尔、巴代、布兰肖、拉库-拉巴特(法国)、O.马尔克瓦德、卡姆佩尔、瓦特齐莫(意大利)、罗蒂(美国)等。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研究的詹姆逊、克拉乌斯、欧文斯(美国)、维里什、施巴耶尔曼、寥夫(德国)，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不可妥协的批判者哈贝马斯，促进了后现代主义的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