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原西周建筑基址考古发掘的价值与意义

周原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的价值与意义相当重大。

首先，它对于探讨西周时期的宫室制度等学术问题，提供了史书上所没有的珍贵实物资料。关于西周的宫室制度，自周公营建洛邑，“制礼作乐”以后，留下了许多有关天子、诸侯等所享用的城垣、宫室等的篇章，最早见于文献片段记载的有《尚书》、《仪礼》、《周礼》、《礼记》等。后代学者根据这些文献，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研究，各持己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虽然对西周的明堂、宗庙等宫室建筑作了考证并画出各种各样的图解，标注了各类建筑的“门”、“庭”、“堂”、“阶”、“室”、“前堂后室”等名称和位置，但与周原已发掘的实物遗存出入很大，如清戴震在《考工记图》中画的宗庙图，没有画东西厢房，其所画的东堂、西堂仅在立体建筑两侧，台阶、院子等布局也不一样。王国维在《明堂庙寝通考》中所画的明堂、宗庙图与我们已发掘的“四合院”式的群体建筑差别更大。

因此，周原两处四周建筑基址的发现，对系统地解决西周宫室制度等方面的学术问题无疑是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其次，填补了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空白。由若干单座建筑组成群体建筑，是我国民族建筑的悠久传统，由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的布局看，无疑把我国成型的“廊院制”的形成和发展提前了千年之久，标志了我国群体建筑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更悠久的历史，西周时期就已相当成熟，并得到普遍推广使用，纠正了那种认为我国群体建筑的形成始于秦汉的论点。

西周的大型建筑用材和营造技术，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向来是空白点，周原两处西周建筑群中出土的西周土坯和瓦，突破了“秦砖汉瓦”的框框，为我国砖、瓦发展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其墙体的筑法，由单锤夯变为多锤夯，标明了我国版筑技术的发展过程。说明周人对墙体厚度的选择是根据遮挡风雨和基槽的实际用途来定的，并不像文献所载，一律为“墙厚三尺 (周尺)”。墙面和室内地面涂抹的“三合士”，则是研究我国悠久的瓦工工艺的绝好资料。

整个建筑物以院落为单位、以庭院为中心，围绕着中轴线的主要建筑物配置和次要建筑物的左右均齐对称的平面布局，使庭院成为建筑实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既便于利用庭院扩大使用面积，同时便于对外防护并保持居住环境的内部宁静，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奴隶社会里建筑工程设计的巨大成就。

傅熹年在《陕西扶风召陈西周建筑遗址初探》一文中指出：“在建筑的群组关系上，从凤雏遗址看，已经能够做到有明确的中轴对称的、相当规整的布置，召陈遗址从已发掘的部分可以分东西三列”。“从召陈西周建筑遗址中可以看到，无论建筑体量还是建筑技术的复杂程度，都超出我们过去的估计。……出现在近三千年前，令人惊叹。”

最后，从西周宗庙的有些建筑多采用八间制及有的台阶为“八”字形来看，《周易》八卦的文化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建筑文化思维，由此可以见出周人尚“八”的思想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