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

中国先哲关于未来社会的道德理想。语出《礼记?礼运》对古代五帝时“大同”社会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这个社会中，人人安居乐业。“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不仅凝结着作者对未来社会的理想设计和追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此后，历两千多年来，“天下为公”作为“大同世界”的代名词，在我国历史上产生很大影响，并为许多进步思想家所阐释。王符提出：“天以民为心”(《本政》)，“为国者”应“以富民为本”(《务本》)。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是故“尊高年”，“慈孤弱”(《正蒙?乾称》)。黄宗羲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王夫之指出：“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而抑)非一姓之私也。”(《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到了近代中国，“天下为公”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并成为思想家倡导革命的共同旗帜。洪秀全提出：“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原道觉世训》)。并力图在《天朝田亩制度》等政策中付诸实践，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处处平均，人人饱暖”。康有为作《礼运注》、《大同书》，提出：“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主张“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大同书》)孙中山赋予“天下为公”以明确的“民生主义”的近代的内容，提出“平均地权”，“人民作主”;“节制资本”，“贫富均等”;资产“国有”，国民“共享其利”(《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方法》)。以“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用，幼者有所教”(《军人精神教育》)。孙中山还明确指出：“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致犬养毅书》)总之，“天下为公”作为美好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曾激励了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