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务纲要

《学务纲要》是清末管学大臣张百熙与荣庆、张之洞等人在光绪29年(1903)11月，与《重定学堂章程折》同时进呈的一份重要教育文献，也是《奏定学堂章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纲要》中，虽然吸收了一些“西学”的方法，对旧学体系作了若干改革，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仍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如在第一条“全国学堂总要”中指出，“京外大小文武各学堂均应钦遵谕旨，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正合三代学校、选举、德行、道义四者并重之意。各省兴办学堂，宜深体此意。从幼童入初等小学堂始，为教员者，于讲授功课时务须随时指导，晓之以尊亲之义，纳之于规矩之中。一切邪说增词，严拒力斥;使学生他日成就，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均上知爱国，下足立身，始不负朝廷兴学之意。外国学堂于智育体育外，尤重德育，中外固无二理也”。无论是家庭蒙养教育，还是大学教育，虽“各有取义”，但“理原一贯”，都是“淑性知礼，仕为良善”，“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以练习艺能为致用治生之具”。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以备国家不时之需。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为了加强封建王朝的集权统治，《纲要》规定了详细的条目完备的课程和严格的纪律，并强调说“京外官绅兴办各种学堂，无论官设公设私设，俱应按照规定各项学堂章程课目切实奉行，不得私改课程，自为风气”，并要求学生在中学堂毕业以前已读过《孝经》、《四书》、《易》、《书》、《诗》、《左传》，以及《礼记》、《仪礼》、《周礼》的节本，对这些传统的儒家经典作到“通大义”。在私学堂中，《纲要》规定“禁专习政治法律”，并申诉说，“近来少年躁妄之徒，凡有妄谈民权自由种种悖谬者，皆由并不知西学西政为何事，亦并未多见西书。耳食臆揣，腾为谬说。其病由不讲西国科学而好谈西国政治法律起”。深恐西方的政治法律理论成为推翻封建统治的理论根据。此外，《纲要》还规定私学堂禁习兵操，学生不准妄干国政，师生不准吸毒，外国教师不准讲宗教。各学堂斥退学生，不准投考他学堂，学生未毕业的不准另就他事等等。

在积极方面，《学务纲要》提出“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他认为“造就教小学之师范生，尤为办学堂者入手第一义”，突出强调了教师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关系。《纲要》还指出，“学堂所重，不仅在教员，尤在有管理学堂之人”。它看到并强调学校管理在教育实施中的作用，建议出国考察教育应让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都有机会。而“其边省不能多派官绅出洋考察学务者，亟宜广购江楚等省已经译刊之教育学、学校管理学、教育行政学、学校卫生学、师范讲义、学务报、教育丛书等类，颁发各属，俾从事学务之人考察研求，则所办学堂不致凌杂无序，亦不致枉费师生功力，庶较胜于冥行歧误者”，强调教育研究的作用。

除此之外，《纲要》还特别呼吁绅富广设小学，各省建设实业学堂。在具体教学中，应使“经学课程简要，并不妨碍西学”，“学堂不得废弃中国之辞，以便读古来经籍”;“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小学堂勿庸兼习洋文”，“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习洋文”;“参考两国政治法律宜看全文”;“各学堂皆学官音”;“各学堂科学并不繁难，皆可按年毕业”;“根据各国教学成法，实行“科学相间讲授”;“各学堂科目年限，与各国学堂有酌改处”;“理学宜讲明，维贵实践而忌空谈”;“各学堂兼习兵学”;“教科书应颁发目录”;使师生知“教授科学之次序”;在官方教科书未出之前，可采用私家所纂教科书，亦可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教师宜多看参考书”等等，提出了许多进步的科学的教育主张。

对于具体的教育事业和课程安排，《纲要》还提出应筹设海陆军大学堂，在“邮电铁路矿物等学堂”中，“应添设普通学，电报、铁路、邮政、矿务等类学堂，亦实业之一端”。在学校体制的管理上，《纲要》认为，“应专设总理学务大臣”，其属官分为六处，各掌握一门：包括“专门处”、“普通处”、“实业处”、“审定处”、“游学处”、“会计处”，专管各门类的教育、教材、仪器、经费等方面的事务。最后《纲要》指出，学堂章程“应准随时修改”，可以“变通损益”，为教育发展对教育政策改变的要求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