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语言

宋代语言在汉语史上的地位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汉语发展史的分期问题迄今未有统一的认识。如果按照将汉语史大体分为上古、中古、近古、现代四阶段的尺度来衡量的话，宋代语言则正处于中古和近古交替之际。中古汉语所具有的承“上古”之先、启“近古”之后的意义在宋代语言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即使认为它是转折的关键也并不过分。

汉语是汉民族文化的形式，中华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因都市的发展，百行百业、岁时物产、风土习俗、瓦市技艺等，都展现出一派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名物制度的创新，尤其是戏曲、话本、小说等市民文学的辉煌成就，使宋代语言呈现出截然不同于中古阶段中六朝至隋唐的面貌。

语言是由作为建筑材料的词汇、结构规律的语法和物质外壳的语音三要素构成。宋代语言的建筑材料即其词汇上的特点可从两个方面来考察。首先在于宋代语言材料中具有了完全建立在口语基础上的文献，这就是以话本为主的俗文学，而话本中出现的大量俗语词正是宋代语言在词汇上区别于中古其他时期的明显特征。例如唐代小说中所用的古汉语词“足”和“目”，宋人话本里则相应地使用口语“脚”和“眼”，古汉语“母”和“子”，话本里是“娘”和“儿子”。其他如义为旅费的“果足”、义为“瞎扯”的“浪舌”，风流蕴藉谓“角”，笨拙恶劣曰“村”，称妻子为“浑家”，尊人母为“太君”，“歹生活”指为非作歹，“有肚皮”言心存默契。语言的发展是渐变的，虽然晚唐五代甚至汉魏到隋唐都有一些夹杂口语成分的文字，但言文如此接近的语言材料确实直至宋代才大量涌现出来的，其所运用的诸如上述的俗语词正是中古汉语逐渐向近古汉语发展在词汇上的标志。其次还在宋代语言中所具有的大量反映当时社会生活或直接同特定的文化背景相关联的新词新义。宋初实行的加强皇权的官制改革，在仅仅表明品秩以取俸禄的“官”和仅仅作为荣誉头衔的“职”之外，授予官员的具有行政实权的职事则另立名目曰“差遣”;神宗朝以后与厢军、民兵、蕃兵并列而受各地巡检统辖的军种有“土兵”;史籍屡见作为品官之家法定名称的“官户”等名词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含义。反映经济、都市、商业面貌的新词，如北宋发行的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南宋纸币“关子”、“会子”;制作售卖纸马或纸扎冥器的“纸马铺”，售卖整盘饭菜的“角球店”，妓馆聚集的“鸡儿巷”;以“过卖”呼店内堂倌，以“无过虫”称杂剧演员。反映社会民风习俗的新词，如宋人以“官家”称呼当代皇帝，禁中又相语曰“官里”，对地位低下的小人物，则以“么么”称之;运送花石往京师的船队称“花石纲”，对囚犯收监前所施杖刑名“入门杖子”(即《水浒》所谓“杀威棒”);婚前一日女家往男家铺房备礼宴饮曰“暖房”，女嫁三日娘家馈送食物问候曰“暖女”。理学之盛行，则“道学”、“性理”、“无思”、“危微精一”等新词新义应运而生。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类词语只是语言对社会生活变革的被动复写，并断言这一现象历朝历代都必然产生，不足为奇。从语言发展的角度看，这些词语的产生包含了词汇发展演变的一些类型。如词义的变化：“差遣”、“土兵”、“官户”即由原本的派遣、本地军、农奴之义而产生出新义;用词的变换：汉百户小吏称天子曰“大家”、晋曰“天”、唐人多曰“天官”、又云“官”，宋时则变换为“官家”、“官里”。词汇发展的另一种类型，即单音词变成复音词，在宋代语言中也可找到大量例证，如“方圆”、“养赡”、“攻打”、“惊动”、“烦恼”、“舞蹈”、“焦燥”、“追赶”等词语的含义，在先秦，在唐代以前往往只用单音词来表达，复音词大量产生同汉字的意化一样，是汉语为补偿和突破语音形态信息含量限制的必然结果。至于旧词消失、新词产生这一最基本的发展规律，在宋代语言现象中表现得尤为普遍与突出。宋代语言在词汇上的发展对丰富汉语语汇宝库有重大作用，某些宋代语词如“莫须有”之类仍流行于现代汉语之中即是明证。

作为结构规律的语法是语言三要素中最具稳定性的，尽管如此，宋时语法仍有显著的变革与重大的发展。在宋人话本、语录里，进行貌形尾“着(著)”字和完成貌形尾“了”字已大量出现，如“戴着冕旒，穿着王者衣服”(《五代史平话》)、“如今都放坏了学生，个个不肯读书”(《朱子语类》)，这是汉语语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动词有了情貌，不仅语法规则更加充实，而且体现了汉语语法上的严密化。此其荦荦大者，另外，某些名词前所加作为词头的“老”、人称代词第一人称“咱”和“俺”、人称代词复数词尾“们”的出现，以及“和”字由形容词虚化为介词、再发展为连词，“同”字本是形容词而出现介词用法等，俱为宋代语法的新发展。这些变化促使汉语语法逐步趋于严密、充实、完全，也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可忽视的一个侧面。

词汇、语法趋向繁复严密，除社会文化的原因外，还在补偿语音的简化。宋代音系有二十一个声母、三十二个韵部，比之晚唐五代大为简约，因全浊声母和舌叶音的消失和娘、影二母的并入泥、喻，声母减少十五个;因纯二等韵部转入一、三、四等韵，韵部减少了八个;声调中入声三类已开始合并为一类。语音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即辅音、元音、声韵的自然变化和声韵调等呼间相互影响的条件变化，宋代语音即是这类变化的结果，体现了上古以降语音演变由繁到简的发展趋势。

在把宋代语言作为一个整体考察的同时，还必须注意于它的历时的演进和共时的差异，前者表现为宋代300余年间语言的渐变，后者则表现为各具特色的方言。根据一些资料和北宋沈括首次提出的“北人音”概念，可以推断北方方言作为内部较一致的方言大区在宋代已经形成，而南方至少有吴、荆楚(湘)和闽三种方言区存在。靖康之变后，北人南迁形成的中国史上第三次移民浪潮，使客家话最终形成，而临安作为南宋行在所，又在吴语中掺进了带有北方方言味的杭州话。现代汉语南方方言的地理分布格局即是宋末奠定的，后世仅在局部地区有所变动。

语言包含了社会文化各方面的信息，是民族文化心理认同的主要表征，语言在整体上映射和制约着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思维方式。宋代语言既是宋代文化的表现形式，又是宋代文化的重要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