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语言学

宋代语言学是宋代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语言学，就其研究范围说，其实是语文学，古称小学。小学是经学的附庸，不可避免地受经学演变的影响。到了宋代经学研究中汉学和宋学两大分野俱已形成，汉学重名物训诂，以考据为手段;宋学讲求义理阐发，以思辨为特长。于是汉代和崇尚汉学的清代取得了我国传统语言学即小学的辉煌成就，而完形于宋代的宋学则以理学为显学，其旨趣与汉学大异，所以宋代小学的成就难望汉清之项背。宋学“以义理悬断数千年以前之事实”，不信汉唐注疏，而从当时社会政治需要出发，标新立异，形成一个疑经思潮，学风为之大变。表现在语言研究上，则是小学作为一门学问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小学”之名被移用称童蒙伦理教育。其次，表现在小学研究受理学影响，牵强附会地掺杂进许多儒家的说教，妨碍了语言研究的科学性。

当然，小学发展的趋势并不完全由理学所左右。宋代语言因俗文学兴起而逐渐向近古阶段的演进，作诗填词对声律的要求，以及唐代佛教兴盛而流行的研究梵文拼音的“悉昙”之学的影响启发，都给宋代的小学研究以新的动因。

在对语言本身的形式与内容，以古人的说法即言与意，亦即后世所谓“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的认识上，宋人对这一魏晋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上阐发了很高明的见解，欧阳修认为“书不尽言之烦而尽其要，言不尽意之委曲而尽其理”，批驳古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论点为“非深明之论”。苏轼则对“辞达而己”作了新解，谓不独在“言以足志”，而且在“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把“辞达”理解为语言表达的整个过程。

宋代语言学最显著的成绩在音韵学，其一是研究“今音学”，编定了《广韵》等韵书;其二是开创了古音学;其三是发展了等韵学。《广韵》是我国第一部官修韵书，也是现今保存最完整为时最早的韵书。韵书的产生虽为适应诗赋的需要，但实际上已超过了这种需要的范围而进入语言学领域，韵书是中国语言学里独有的音序语素典，在析音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有些韵书(例如《切韵》等)具有建立音系的意义。《广韵》虽然只是在《切韵》基础上增字增训，但因《切韵》不传，通过《广韵》可大体窥知《切韵》音系，实是《切韵》系韵书之集大成者。不仅研究中古语音，须以此为重要根据，即使研究上古或近代语音，也须以此作为比较的凭依。黄侃认为“音韵之学，必以《广韵》为宗，其与《说文》之在字书，轻重略等”。宋代编修的另一部大型韵书是《集韵》，收字5万余，比《广韵》多一倍有余。《集韵》参考当时读音，更订反切，注重文字形体和训诂，是研究文字训诂和宋代语音的重要资料。研究上古音的古音学在宋以前虽已有思想萌芽，而真正形成专门学问则在南宋。学者吴?在所著《毛诗叶韵补音》、《楚辞释音》、《韵补》中，按《广韵》韵目统摄《诗经》、《楚辞》的韵脚字，用“通”、“转”方法，集“叶音”说之大成，而作出古韵分部最早的自成系统的研究，虽“通”、“转”之说不尽合科学，分部亦失于混乱，但“考古之功实始于吴才老”。如果说宋代是古音研究的开端，则吴?当为古音研究的开山。直接继承吴氏学说的郑庠进一步发展了通转韵学，作《古音辨》，讨论《诗经》分韵的大类，使之具备了分类学上的特点。作为古音学的发轫期，宋代的古音研究有了第一次飞跃。等韵学在宋代的发展与佛教密宗翻译真言必须研究“悉昙”有直接关系，悉昙是印度童蒙学习梵语的拼音表，宋人比照梵文悉昙而造出韵图。等韵即以等分韵，就其狭义说，是关于韵图的学问。等韵学是音韵学的一个分支，是为反切服务的。它以音节表为主要方式对汉语字音进行发音原理和发音方法的分析，以“等呼”分析韵母结构，以“七音”分析声母发音部位，以“清浊”分析声母发音方法，以“字母”表示汉语的声母系统。这种音节表即是声经韵纬的等韵图，现存最早的韵图即是产生于宋代的《韵镜》和郑樵《七音略》。此外，《四声等子》和托名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一般也认为出自宋人之手。韵图留传至今，有重大的语音史资料价值，现在汉语方言中的某些现象即可从中古字音之分等而显示的音系差别中得到说明。

宋代语言学中另一有长足发展的分支是文字学，首推徐铉、徐锴对《说文解字》的研究。许慎《说文》起于东汉，历代传写讹谬实多。大徐奉诏与句中正等校定许书，今《说文》之通行本即是大徐本。小徐作《说文解字系传》，书成于大徐本前，故大徐本还受小徐本影响。大徐本做了精心校订工作，并且补了19字于正文之中，又附加了402字分别插入各部之后。《系传》则对《说文》进行注释，几乎每条都以“臣锴曰”表示他的见解。二徐为许氏功臣，而小徐发明尤多。研究先秦汉字的古文字学虽形成于汉代，但一直到宋以前没有很大进展。宋代因金石学的兴起，古文字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搜集、著录、研究古铜器及其铭文之风甚盛。宋人研究金文成绩卓著者有吕大临《考古图》、赵明诚《金石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啸堂集古录》和王厚之《钟鼎款识》，其中有单录铭文者，亦有兼录器形者。吕大临另有《考古图释文》，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汇。研究石刻文字的著作有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开拓了文字学研究的一种新途径。

宋儒以“理”说经，空衍“性命”之说，在训诂上标新立异，不信汉唐注疏，解说文字方面出现了王安石旨在探讨文字义理的《字说》，借字义字形的训释来发挥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偏离了词义的训释而颇多穿凿附会。如释“夫”字云：“与天皆从一从大。夫者，妻之天也。天大而无上，故一在大上。夫虽一而大，然不如天之无上，故一不得在大上。”而且一反《说文》和传统说解，把形声字都说成会意字，以致“六书”缺一。如谓“与邑交”为“郊”、“同田”为“富”之类，完全出于臆断。虽盛极一时，而终被时间淘汰。倒是王子韶所倡导的“右文说”肯定了形声字的存在和意义，认为通常位于形声字右边的声符不仅表音，而且表义。凡谐声声符相同的字大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意义，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皆以“戋”为义。右文说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转注造字的真谛和同源字命名取意的特点，但以为形声字声皆有义，执一而论，形声变为会意，亦使六书残而为五。然而由声音贯串训诂，右文说实发其端。此说在语言学上的意义是对后世训诂学家提出因声求义的方法有所启迪。陈淳《北溪字义》被认为理学家训诂的代表作，其训诂充满了理学倾向，如“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心者，一身之主宰也，情者，性之动也，”等等。这类著作从理学史角度而论自有其不可低估的地位，但从传统训诂学史角度而言则价值有限。因此宋代被认为中国训诂学中衰时期确实不无道理。当然宋代在训诂学上并非一无成就，邢?《尔雅疏》和郑樵《尔雅注》即是当时研究《尔雅》的重要著作，二书或补郭(璞)注所未详，或引旧书以证郭注，各有发明。雅学著作还有陆佃《埤雅》、罗愿《尔雅翼》，皆芜菁并存。贾昌朝《群经音辨》属音义类书，可考订古音古义。朱熹是理学家中注重训诂的学者，所著《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既采用旧注，又参酌新解，并证以所见钟鼎彝器铭文，虽然仍有宋学发义理于注疏的倾向，但并不完全偏离传统训诂学的方法与原则，故能使训诂手段别开生面。

中国语言学中语法学和修辞学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但语法修辞的思想却早已萌芽。徐锴《说文解字系传》集中“於、者、亦、只、乃、曰、兮、于、粤、乎、可”等字，谓：“凡此数者，皆虚也，无形可象，故拟其口气之出入舒疾高下聚散以为之制。”并指出，此类字的本义“皆兼实名”。苏轼教人作文，“或辞多而意寡，或虚字多实字少，皆批谕之”。张炎《词源》指出：词与诗不同，“若堆叠实字，读且不通，……合用虚字呼唤。”这些论述虽离独立的语法学尚远，但毕竟涉及了语法现象。南宋陈筚《文则》是我国最早的较系统论述修辞现象的著作，内容包括文体与修辞、语法与修辞、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文章风格等，其中讲比喻最详备，细分十类。宋代一些诗话、笔记和文论中，主绮丽和反雕饰或折衷二者的修辞论，以及修辞技法上的精到见解也是宋代修辞研究的重要成果。

总之，从经学、佛学而进入理学时期的宋代小学的主旨已不在字义的辨析，其重点已转移到音韵学上。同音韵学相比，其他领域的成绩则并不突出。而等韵学和古音学的发展则表明宋代语文学已具有零散知识系统化的倾向，正逐渐走向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