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和宗亲

宗族是有共同血缘关系，并有系谱可以确定的族群。宗亲则虽是同姓，但血缘关系已经疏远，又无系谱可以确定亲属关系。即凡是同姓，都可算是宗亲。中国自古有喜好攀附名门名人之风，特别盛行于同姓之间，与同姓的人“认宗”、“认本家”，借以抬高门槛身价，夸耀于人。连皇帝也不免如此，唐朝皇帝姓李，就奉老子李耳为其祖宗。除了此种心态之外，还以为同为一姓，“五百年前是一家”，毕竟曾有同一血缘关系，比之外姓，自然格外亲切。所谓“亲不亲，同姓亲”，就是这个道理。如此一来，宗亲的范围就比宗族的范围扩大了很多，其成员也难以数计。

汉人移垦台湾，很长的一段时期不能携家带眷，更谈不上举族同迁，往往是单身或结数人为伴来台。在举目无亲而欲寻求患难之时可以为助者，除了认同乡之外，还有与同姓认宗，尊长者为叔、伯，结同龄者为兄、弟，广结同姓之人，联合成同姓集群，借以互相提携，患难相济，以抵御来侮来侵之人。所以《恒春县志》有云：“海外难逢家己郎，一经见面送槟榔。盎哉能不重亲谊，族大才能冠一方。”因此广结宗亲成为入台开垦者安身立业的需要，这是台湾汉人重视和广纳宗亲的重要原因。甚者建造祠堂，凡是宗亲皆可参与。陈孔立的《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说到竹山移民情况：“十二个宗族中，有一半并非建立在纯血缘的基础上，而是在同一地区的同姓垦民为了团结和抵抗外来侵略，共同建立祭祀公业。”可见，移台汉人在缺乏血缘世系基础的情况下，广结宗亲，组织宗亲团体，与历史上为攀附而认宗有很大的不同。

其次，广纳宗亲是家族、宗族发展事业的需要。台湾垦殖时期，民间和官府召民开垦，多按漳、泉、粤三籍分地开垦。这样同一地缘的人相聚一起，立场一致，不容许他人进入其开垦的地区，使得已在开垦取得相当成就的家族、宗族，无法继续扩大垦地而发展其事业，而家族、宗族的成员又不多，一时又难以增加，于是广纳宗亲，结合同姓，使以地缘关系为主的开垦演变成具有地缘关系的宗亲为主的开垦，有利于其继续扩大土地，拓展其事业。这也是台湾宗亲盛行的原因。

台中市南区林氏宗庙

另一个原因是宗族的械斗。宗族与宗族之间或因开垦土地等利益冲突而引起械斗，或因宗族成员与另一宗族成员以某事引起争执而发生械斗。当械斗双方势均力敌，或一方欲压倒另一方，或一方不敌另一方时，就广纳宗族，纠结同姓以壮大己方的力量。清同治间，宜兰冬山李林两姓因赌博起纠纷，陈姓居间调停，而林姓不允，遂使陈李两姓联合对抗林姓。三姓各推首领，并各自广纳同姓宗亲进行械斗，其中掺杂社会上的不法之徒，械斗更加扩大，波及宜兰全境，政府不得不进行镇压。这说明同宗对内的向心力和对外的抵抗力。

由于宗亲以共同的利益为基础，又具有较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往往同姓聚居一地，以姓冠名。如台北有杜厝街、李厝街、朱厝仑、陈厝、黄厝等，基隆有石厝坑，台中有邱厝仔、詹厝围等，都是自成一姓或以一姓为主体的村落、街巷。以宜兰市而言，从１９３０年日本调查统计的各大姓户对户数的百分比来看，同姓聚居的现象相当明显。

和睦里新兴里户数２９６，姓数５２，其中林姓２２.０（百分比，以下同），陈８.４，高８.４，李７.８，杨５.４。

南津里户数２２９，姓数３２，其中李３１.４，林１５.３，张８.３，陈７.４，黄６.１。

东村里户数１７０，姓数２５，其中林５６.５，黄６.５，李５.３，谢５.３，陈４.１。

黎明里延平里户数６３，姓数１３，其中林６５.１，陈６.３，王６.３，李４.８，张３.２。

北围乡壮五村户数１３８，姓数２１，其中陈２２.４，林１６.４，王１１.２，吴９.７，李７.５。

北围乡壮六村户数６０，姓数２０，其中游３５.０，赖１６.７，林１３.３，李５.０，吕３.２。

五结乡三结村户数１００，姓数１７，其中林２６.０，赖２４.０，沈１１.０，钟９.０，李４.０。

五结乡三吉村户数２４０，姓数３３，其中林５３.３，陈７.５，黄３.８，卢３.８，赖２.９。

五结乡五结村户数２４７，姓数３１，其中林２３.１，黄１７.４，陈１３.０，张１２.６，余５.７。

五结乡国民村户数１２１，姓数１７，其中陈３３.９，许２２.３，林９.１，张６.６，杨６.６。

以上列数据可以看出宗亲认同与同姓聚居现象，特别是东村里的林姓超过半数。宜兰市慈东社区福德庙有太岁乙亥年（道光十九年）所立的“开兰乡勇”牌位中祀有开发宜兰的先贤，其中三结村共列先贤１９位，林姓多达１５位；五结村先贤共列８位，陈姓有７位。如果牌位上同姓者是一家人，似不应均列名其上，可见这些同姓开垦者，并非同属同一血缘谱系的宗族，而是属非谱系关系的宗亲。所以聚居的同姓多为认同的宗亲，当然也有谱系关系明确的宗族或家族。

同姓聚居导致了家庙、宗祠的建立，而家庙宗祠的建立，又给凝聚团结同姓宗亲起了强化作用。林氏家庙追远堂的建立就属此例。林姓派主编的《林氏大族谱》云：“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年）四月，我兰开疆，……其后，漳人入兰益众，而我同宗压倒众姓。又二十有三年，我先知深感业乐居安，族繁派衍，报本之诚以兴，聚土为山，集腋成裘，祀祖之堂以成，题其堂曰：追远堂。盖欲昭示：仰慕追祖南来亮节而东渡，深寓守望相助之义敦睦也。”又云：“我追远堂家庙，原系福建漳州府七邑林姓族家移住兰地者，共酌家金，捐建而成，盖即七县林姓之家庙也。”其中称“七县林姓”，当然是宗亲。由宗亲合力共建家庙，家庙成了宗亲凝聚团结的精神象征。

不独林姓建立家庙，台湾汉人各姓几乎都有家庙、宗神祠。而家庙、宗祠又有“祭祀公业”，用作维修和祭祀等费用。据１９１８年日本驻台湾总督府的《民间团体的数目及其拥有的土地表》记载，当时的民间团体有５９９３个，拥有土地面积６６２０甲，其中同族团体１０７７个，拥有土地２２２１甲。可见台湾的宗祠之多，其拥有的公业也相当多，占有民间团体拥有土地总数的３３％。

在家庙、宗祠之外，同姓还有祖公会组织。会员只要同姓，不一定有确定的系谱关系。其祭祀的对象为其远祖，或某世代的始祖，或祭祀被视为始祖之人，而祭祀的人皆系远亲，甚至无法证明与祭祀的对象有亲近的血缘关系。祖公会各地有不同的专称，如嘉义的吕姓祖公会，有石口公会、吕谢妈会、元宵会、冬节会等。苗栗有汤氏祖堂，东势有杨氏祖堂，澎湖有许家祖公会、洪家祖公会、颜家祖公会、刘家祖公会等。此类祖公会在台湾北部较多，南部较少，一般不另建祠堂，但也有例外，尤其是台北地区。

另有一种组织称为“字姓组织”。参加者是同姓之人，越村的同姓者也可参加。其祭祀的对象是祖先，但主要是祭拜某一特定的神明，如民间信仰的妈祖、观音、保生大帝等，均是字姓组织祭拜的对象。可见它既是某一姓的宗亲组织，又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组织。同时这种组织又容许信仰共同的神明的异姓组织参加，从而结合成联姓组织。组织内设有香炉，采取炉主制。炉主于每年祭奠结束前掷挂产生，或由各组轮流，每年在一组中产生。不采取炉主制的则设管理或代表。炉主、管理或代表负有主持祭奠、管理公产和报告组织内事务的责任。组织所需的经费由会员出资作公基金，购置公产，作为祭祀之用。遇有活动，另由炉主或各姓头人向宗亲劝募。字姓组织每年举行祭祀时都要演戏，称为“字姓戏”。在演出字姓戏时，各姓按排列的日期先后顺序献演，互相竞争，以一日演的台数越多越光荣。台中南屯万和宫字姓戏，陈姓一日演１８台戏达１５年之久，传为盛事。这种竞争，化械斗为文斗，可增强各姓宗亲内部的向心力，同时又是民间一种娱乐性的休闲活动。这种娱乐活动往往持续将近一个月。台中南屯万和宫，１９７７年各姓演出，从农历三月廿六日起，一直演至四月廿一日，足见其热闹程度。字姓组织从清咸丰至日据之前在台湾最为盛行。日据时期，日本政府厘整土地，确定产权，增加税收，后又厉行“皇民化运动”的同化政策，字姓活动受到抑制。光复后虽然又恢复了不少的组织和活动，但由于缺乏公产支持，加之有些人从其活动中徇私牟取私利，引起会员的不满和内部分化，已不复昔日盛况。但祖公会这样历史久远、纯属一姓宗族组织的团体，仍延续存在至今，但已改称为“宗亲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