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的教育思想

嵇康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玄学家、教育思想家。他的教育思想富有强烈的反对儒学名教的战斗精神，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越名教” ――对儒家 “名教” 的揭露和批判

“名教”，它是儒家教育思想的理论支柱，从本质上说，它是封建政治、经济与社会关系在思想意识和教育上的反映，充分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和精神，具体表现为儒家所极力倡行的仁义礼乐、名分等级之教，包括其教育思想、理论、目的、内容、制度以及教育方法等各个方面。嵇康认为，这种教育是箝制人的思想，戕害人的个性，违反人的自然发展规律的一种 “夭性丧真”的教育。嵇康从其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出发，提出 “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教育理论和主张，作为批判儒家 “名教” 的思想武器和创建理想的自然主义教育的理论纲领。为此目的，嵇康对“名教” 进行了系统、深刻而全面的揭露和批判。

首先，嵇康从“名教”的产生及其恶果进行理论上分析批判。他认为，在原始社会中，人们真朴未亏，品质完美，一切都是“物全理顺”，任因自然，而无“仁义之端，礼律之文”( 《难自然好学论》)。后由于社会丧乱，道德沦丧，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制造出来的一种极端虚伪的所谓“仁义”、“礼律”，以箝制人们的思想，控制人们的行为，因而产生了世俗教育，产生了所谓“名教”。他说： “大道凌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 区别群物，使有类族; 造立仁义，以婴其心; 制为名分，以检其外; 劝文讲学，以神其教。” ( 《难自然好学论》) 又说： “大道沉论”，“智慧日用，渐私其亲。惧物乖离，攘臂立仁。名利愈竞，繁礼屡陈。刑教争驰，夭性丧真。”(《太师箴》)这里，嵇康明确而深刻地指出，因为大道凌迟，统治者乃 “作文墨”、“立仁义”、“制名分”、“陈繁礼”、“劝文讲学”，以实施名教，其目的是为了 “传其意”、“婴其心”、“检其外”，使人们按照统治者的旨意去思想、言论和行动，恪守封建统治秩序，因而造成了 “刑教争驰，天性丧真” 和 “丧乱弘多，国乃陨颠” 的恶果 ( 《太师箴》)。由于统治者大肆推行“名教”，使社会道德更加沦丧，人心更加变坏，人的纯真自然的本性丧失殆尽，所培养出来的“士”，尽是些“贪生之禽，食园池之粱菽” 的害人虫之类 ( 《难自然好学论》)，只知 “求安”、“致荣”，拼命追逐个人名利、地位和享受，毫无为国家繁荣昌盛、民族兴旺发达效力之心; 甚至造成社会丧乱、国家沦亡的结局。嵇康的这些批判击中了世俗 “名教” 的要害，从根本上否定了 “名教” 教育存在的价值。

继之，嵇康对儒家极力推崇的教育内容 “六经” 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批判。当时一些儒家学者依据孟子关于 “仁、义、礼、智根于心” 的唯心主义观点，主观臆断 “名教” 思想是人们内心所固有的，因而肯定人们爱好儒家 “名教” 是人的先天本性，接受儒家 “名教” 的教育也是符合人的先天本性，是合乎自然的，并由此而鼓吹儒家的经典“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难自然好学论》; 另参见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对此，嵇康痛加批驳。他尖锐地指出，把儒家 “名教” 当作人类固有的自然本性，这是把人的社会属性与人的生理自然本能混淆起来，是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完全是违悖逻辑的 “似是而非议” ( 《难自然好学论》) 谬论。进而，嵇康深刻地揭露 “六经” 的虚伪性和腐朽性，痛斥 “六经为芜秽”、“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并指出“六经”所宣扬的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只不过是扼杀人的思想，控制人的行为，戕害人的个性的工具而已。他强调全性之本、“养真之要”在于顺任人性之自然，绝非由 “抑引之六经”和“犯情之礼律”，因为仁义、礼律是违悖人的本性的自然发展规律的。倘若用那些芜秽臭腐的东西充塞课堂，灌输给学生，那等于“以明堂为丙舍，以诵讽为鬼语” ( 《难自然好学论》)，把讲堂变成阴森可怕的停棺材的墓屋，把教学变为鬼神们絮絮之语。嵇康的这些批判，虽然其中有些偏激、片面之语，有全盘否定古代文化之嫌;但是，自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文教政策以后的400年间，儒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内容受到全面批判与否定还是第一次，这表明嵇康反对儒家 “名教” 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和要求思想解放的大无畏的勇气。

二、“任自然”――自然主义的教育理论和主张

嵇康从自然哲学观和社会观出发，提出 “任自然” 的教育理论和主张以与儒家 “名教” 的教育思想相对抗。如果说，“越名教”是他反对、否定虚伪的世俗 “名教”，那么，“任自然”乃是他的理想的自然主义教育的理论核心和精髓。嵇康继承发展了老子 “道法自然” 的思想，认为外界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本身都是按照其自身原本的规律自然地发生、发展和运行变化，不可加以外力干扰，以免破坏它的自然运行法则和客观规律性。就教育来说，他认为必须顺应人的客观发展规律，因循自然法则，促使受教育者的本性之自然地发展，而不受任何外来约束和限制。基于这一认识，嵇康借古时社会之淳风美俗设想一个理想的自然主义教育模式。他说：“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 玄化潜通，天人交泰。枯槁之类，浸育灵液; 六合之内，沐浴横流，荡涤尘垢; 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又说：“若以往则万国同风，芳荣济茂，馥如秋兰，不期而信，不谋而成，穆然相爱，犹舒锦布沮，灿炳可观也。大道之隆，莫盛于兹，太平之业，莫显于此。”(《声无哀乐论》)在他看来，最理想的教育就是“承天理物”、“默然从道”，即一切顺应自然法则，遵循客观规律，实行“简易之教”、“无为之治”，而达于“大道”隆昌的太平盛世之理想境域。

嵇康进一步提出并阐明了自然主义教育所要培养的理想人物―― “至人” 或谓 “君子”。他这样描述 “至人” 的思想面貌：“文明在中，见素表朴; 内不愧心，外不负俗; 交不为利，仕不谋禄; 鉴乎古今，涤情荡欲。” ( 《卜疑》) 他在 《释私论》 中阐述“君子” 的风貌时指出： “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 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 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 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 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 这里，嵇康特别强调 “至人”、“君子” 必须具有这样几点最重要的人格风貌特征： “见素表朴”、“涤情荡欲”、“无措是非”、“无违大道”，即表现出淳朴纯真、朴素无瑕的个性，具有无私无欲、无是无非的品德，怀有超脱潇洒、坦荡自若、气静神虚、动静自然的胸怀，毫无世俗名利私欲缠绕，一切行动都必任因自然、遵循大道而不相悖，从而达到 “任自然”、“通物情”、“全性保真”、“无措无违”的理想人生境界。嵇康所设计的理想人物，是继承并发展了先秦老庄关于人才的思想。这种 “至人”在现实生活中不曾有过，也不可能实现，它只不过是嵇康为了冲击现实“名教”而提出的一种理念化的幻想; 同时，也是他本人人生哲学与思想面貌的反映而已。然而，正因如此，它在反对儒家“名教”的人才目标及其虚伪的世俗人生哲学方面，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三、“和内见外” ――论音乐教育

嵇康从声音本于自然的理论出发，对音乐教育非常重视。他指出音乐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 “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锺( 《声无哀乐论》)，这是因为音乐本身具有 “自然之和” 的特性，因而它才有 “感人之最深” 的巨大力量。其教育作用首先表现为“和内见外” 之功效。所谓 “和内见外”，是说音乐可以动人之心而表现于行，即陶冶心志，动感情怀，宣发心意，和谐心性; 而且还可以表现为外部行动，调节人的行为，起着移风易俗的作用。他说：“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而?之，聚而听之。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 又说： “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故歌以叙志，舞以宣情。……导其神气，养而就之; 迎其情性，致而明之; 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故凯乐之情，见于金石; 含弘光大，显于音声也。” (《声无哀乐论》)这里，嵇康充分论述了音乐之于人的 “动心”、“和内” 的巨大力量和作用。进而，他又阐明了音乐之 “见于外” 的力量，指出它可使人们 “穆然相爱”，使社会“移风易俗”，乃至进入“万国同风”的境域。嵇康还进一步明确指出，只有合于社会准则和要求的“可导之乐”与“可奉之礼”结合，使之用于乡校庠塾、家庭社会，以及朝宴聘享等，使人们 “少而习之，长而不怠，心安志固，从善日迁，然后临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迁，然后化成”(《声无哀乐论》)，最终达于 “化成” 的目的。不仅如此，音乐还能起到讽喻世事、责诫他人的作用，“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诫。”(《声无哀乐论》)由上可见，嵇康对音乐的重大教育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和极高的理论评价，这在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当前改进和加强我国学校的音乐教育亦有启迪价值。

综上所述，嵇康 “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教育思想，是针对当时封建礼教的虚伪性、腐朽性而提出的，它具有反抗现实，反对封建礼教，主张个性自由发展，要求思想解放的历史进步意义，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它又有否定古代一切文化教育，主张脱离社会、超脱现实，陷入空想的消极一面。在其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中，既反对“名教”，又不可能完全摆脱“名教”; 既主张“自然”教育，又无实现的可能，因而造成其思想的二重性的特点。无疑，这是当时社会现实矛盾在其思想上的反映，是时代的使然。尽管如此，也不能抹煞其教育思想的批判性和战斗性的特点，也不能削减其自然教育理论的深刻意义和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