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人类学

应用人类学这一研究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得到很大的发展，其原因是战后需要制定有关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行政管理与社会发展方面的政策。总的看来，应用人类学家当时是满足了第三世界的变革需要和发展愿望的。总体上他们估计到了基本稳定的民族和国际政治局势的主流，并为减少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为建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更为积极的相互关系，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应用人类学最为著名的一个实例是在拉美的秘鲁推行的康奈尔大学维科斯计划(Corell University’ s Vicos Project)。此计划是由阿?霍姆伯格(A.Holm-berg)领导的一个人类学小分队，充当一个大集团的保护人，推行一个意在最终能够把土地权利移交给当地生产者的方案。这一计划常被指责为基本上是家长式的变革计划。应用人类学家在其他场合特别提出了文化阐释、文化误解、传统和现代制度的创造性结合等方面的论题。回顾美国应用人类学的发展里程，一般把它划分为四个阶段： (1)应用民族学阶段; (2)联邦服务阶段;(3)角色扩大和价值明确阶段; (4)政策研究阶段。此外，不同理论和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对人类学知识的应用，促使了应用人类学分支学科的产生，其中有“行动人类学”(Action anthropology)、“发展人类学”(Development anthropology)、社区发展学派、辩护人类学派和文化经纪业派等。那些更为广泛地依据所谓“发展人类学”的人类学者，通常有很强烈的政治意识，他们特别批评应用人类学的反政治态度。按照这些批评者的观点，集中于研究文化差异的应用人类学，只能使引起发展问题的占优势社会和政治经济结构变得难以理解。同样，那些批评殖民地权力机构的作用的人类学家，把应用人类学看成是新殖民主义温和性统治的扩展，看成是一种公共关系的实践。这种实践转移了对依附和不发达等现实问题的注意力，让人类学家去缓和冲突的局势，通过缓解附属国人民的革命趋向，来为统治集团服务。这些批评部分是来自在政治敏感问题上那些臭名昭著的人类学参与。如凯密罗计划(Camelot Project)就是美国政府试图利用学术研究去了解智利的反共势力以达到他们反共的实际需要。这一例子和其他很多实例，诸如人类学家在越南和泰国的参与，都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这类“应用人类学”政治作用的认识。针对这些批评，一些人类学家做了许多尝试和回应，以促使应用人类学的发展朝向更容易感受到人类学的政治作用和可能的利益冲突的方面，而人类学的调解则可以集中在冲突问题的解决上来。应用人类学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进展。如医学人类学(参见“医疗人类学”条)领域是近年来应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很多进步的一个集中表现。现代应用人类学学科界限(如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越来越不明显，当人类学家寻求掌握除了传统的参与观察法之外的新方法和新工具时，不仅要寻找增加方法上的复杂程度，而且要找寻能够解释社会文化宏观过程的理论模式与方法。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批评人类学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当代的发展，使单纯人类学和应用人类学之间的理论分化不断加深，表明了所有人类学研究和参与是明显或不明显地建立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标准的基础之上。然而，在发展情形中的参与、合约或委托研究人类学和政策两者间关系等现实问题，仍需系统地去涉猎与探讨，并进行总体性的或有计划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