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产

族产是宗族赖以存在和加强的坚实基础。族产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族田，而族田又与祠田、墓田、寺庙田、祭田、义田、学田联系在一起。“祭田”即为祭而置者，祭之有田，业可久也，属于供赡祖茔、祠堂的产业。祠田、墓田、寺庙田是专为祠、墓、庙的祭祀之用。义田是为赡济族之贫不能自业者。学田则是作为鼓励教育族内子弟的费用。以上种种名目之田，用途虽各有区别，但必要时也可互用。嘉庆《黟县志》卷十一《政事》记载：“境内大山，多系各族祠产。”据１９４９年统计，徽州族田占总耕地面积的１４．３２％。越是势力强大的宗族，族田的比例往往越高。祁门查湾汪姓自明代中叶以来，屡出仕宦，在当地名声很响。据１９５０年统计，在全村２３４４．３亩耕地中，族田多达１７６２．５亩，占全村耕地总面积的７５．２％。

神主费用于购置祭田。旧时，送祖先神主人祠要缴纳神主费，这笔费用多数用于购置祭田。如许氏家祠规定：“凡是许氏后裔，分支祖有入许氏家祠神主，交纹银三至五两，聚买祀田，永供俎豆牌位。”

族中官宦捐置和族中富商捐资购置，是族田的重要来源。在徽州有的富商巨贾捐置族田，一次可达千亩以上。明嘉靖年间，兵部左侍郎歙县鲍象贤捐俸２００两，购买田８０亩、地四亩，作为他两个无出侍妾的祭田。乾隆年间，歙县潭渡人、清刑部安徽司郎中黄履吴捐银计１６０００两，置田８８０余亩作义田，用以“恤旅姓之贫孤”。清乾隆年间，担任衡、永、郴、桂四郡观察使的歙人许登瀛捐钱８０００两，建祠堂楼馆及置田产，以供“春秋二祭”。棠樾鲍氏是盐商世家，明中叶至清代中期富极一时。盐商鲍启运于乾隆四十三年至五十二年（１７７８―１７８７年）的十年间，先后捐银购置义田１２１１．１６亩，地２０．１４亩，塘１８．１４亩，每年可收租粮２２８３６．５斤。设督总一，襄事二，共三人负责管理。所收租粮分别藏入义仓，充作不同的用途。

有的族田属族祖的遗产，有的是分家时特地保留下来的。祁门城东汪浚在南宋时置立义田，后成为汪氏族产。南宋时，休宁下东金氏已设置义田９０余亩，计租１０００，南宋淳钓、明弘治年间，又陆续增置。嘉靖三十五年（１５５６年）徽州谢氏地主分家时，遵朱熹《家礼》规定，“将分下所有田地存留一十七处（据统计，田地共４４．５１５亩，又山场９８处）逐年收贮善则堂，永为祭祀祖宗、修理堂宇”。

对族产（族田）的管理是宗族的重要工作之一。徽州府祁门县六都善和里程氏仁山门宗族族产十分丰厚。该家族于族谱之外，专门立有记载族产的家谱分册，名曰《窦山公家议》，因以传，共为永守之规，每十年大造之时，编印一次。据顺治年刻本记载，仁山门东房派的族产有田２７０多亩，租谷４１５０余秤，山场１１００余亩。本书附录《东西军业议》中记载，仁山门族产，亦即东、西二房未分之军业田数十亩，租谷几千斤。对族产的记载有整有零，十分详细。

许多宗族家规明文规定“族田不得典卖，主管人如有盗卖等情，以不孝论处”。由于族产不断地增置，族田的数量愈来愈多。到了１９４９年前夕，宗法地主土地所有发展到历史上的最高峰。宗法制强固的村庄，族田所占的比例特别大，有的成为当时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族产田地，名为宗族公有财产，实际上多由族长管理，或由宗族缙绅指定的人管理，还有的是轮房管理。但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都是在缙绅地主的控制下，难免有些为族长、祠正等中饱私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