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王廷相的哲学思想

明朝是理学兴盛的一代。明初中原的理学，直接继承宋儒的传统，走程朱的道路。彭泽说：明代道统之传，始于渑池曹端(月川)，上承方孝若，下启薛敬轩。说明了明初中原理学在当时学术界及哲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到了明代中期，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过去理学中束缚个性的教条，引起人们的憎恶，在南方兴起王阳明良知学说，对程朱进行批判的同时，中原地区也对程朱理学提出不同意见和重大修改。安阳的崔铣和兰考的王廷相，是中原地区反对程朱理学的突出代表。

王廷相字子衡，号浚川，河南仪封(今兰考)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十年(1474年)。弘治十五年(1502年)进士及第，选为翰林庶吉士，与开封李梦阳，信阳何景明等人提倡古文，人称明代“前七子”。又与安阳崔铣等人讨论学术，人称中原“四杰”。

王廷相曾经宣称：他不是理学家，但却以斯文自任。他认为当代弊端，皆源于孔门“圣学”受到了世俗的歪曲，自汉以来的儒者，迷失了仲尼之道的精神，他以恢复这一传统作为自己的职责。于是提出以仲尼之道、人情物理、内心理性的要求这三条原则，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把古代的权威一一加以审察。他运用这一理论武器，揭示了汉儒纬书的虚妄，指出五行说的混乱和矛盾，象数之学的牵强附会。他针对程朱之说，批判宋儒心性空谈的谬误，更指斥了明代理学末流的僵化和浅陋，也指责王学良知说的误人误世。王廷相理论魄力很大，一往直前，可以说是明中叶中原最勇敢的理论批判家。

王廷相曾进行过两次较大的辩论。一次在嘉靖六年(1527年)他发表哲学著作《慎言》，他的门生薛蕙就程朱的观点提出异议，这次辩论实际上是对理学唯心主义的批判。第二次是和他的朋友何瑭。何瑭是河南修武人，他恪守程朱理学中形而上学的观点，在其著作《阴阳管见》内，提出了神秘的“造化论”。这场辩论从嘉靖五年(1526年)到十三年(1534年)，前后继续了七八年之久，是明代无神论对有神论的一场大论战。

王廷相的哲学观点，是当时站在时代前列的先进思想，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名震大江南北。南方杰出的思想家吴廷瀚，多次引用王廷相的学说，对他表示十分敬佩。王廷相在中原地区团结了一大批学侣，除前面提到安阳崔铣外，还有信阳的孟无涯、何景明，灵宝的许廷伦，都是全国知名人物。正德、嘉靖间，全国讲学者南称王阳明，北称许廷伦。

王廷相治学勤奋，著作10余种，其中《慎言》和《雅述》二书，是他哲学思想方面的代表作，为王廷相30余年心血的结晶。

(一)“理根于气”的唯物论。王廷相继承古代元气论的哲学思想传统，提出“理根于气”的观点。他认为：在天地还没有形成之前，就存在着一团混沌的元气，这是最原始的物质形态，他说：“天地未生，只有元气”(《雅述》上)。他认为在这元气之上，没有甚么东西作统帅;在元气的背后，也没有别的起因或指挥它和推动它的外在力量，“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雅述》上)。只有元气才是唯一的存在，是宇宙万物的基础，“天地之间，无非气之所存”(《答顾华玉杂论书》)。

他认为，气虽然是无形的，但确是实际的存在，这不仅在理论上有其根据，在日常经验中，也可以得到验证：人们在生活中，口可吸气，手可招风;风云变化，云蒸雾霭，都可说是元气的流行，他宣称：“气虽无形可见，却是实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手以摇而得，非虚寂空寞无所取索者。…世儒以气体为无，误矣。”(《答何柏斋论造化书》)

气既然不是虚无，但又不简单地等同于具体的万物，具体的万物必具形状，而元气则无形状可言，气与形(物)的区别，在于“气者形之种，而形者气之化”(《阴阳管见辩》)的关系。其次，具体的万物，皆有生死兴灭，元气在运动变化中只有聚散，聚则成形，散则形灭复归于气，不增不减、不生不灭地永恒长存，他说：虽然宇宙万物在新陈代谢，而“此气常在，未尝澌灭。”(《太极辩》)这一提法，接近了物质不灭的科学真理。他将自己的观点，作了一个概括的叙述说：“有太虚之气而后有天地，有天地而后有气化，有气化而后有牝牡，…夫妇…父子…君臣…名教。”(《慎言》)

他根据万物皆出于气的观点，提出“万理亦皆出于气，无悬空独立之理。”(《太极辩》)“理根于气，不能独存”(《横渠理气辩)。并指出程朱理学一个传统的错误，在于言理不言气，他分析说：“自南宋以来，儒者独以理言太极，而恶涉于气”(《太极辩》)，虽千言万语，多捕风捉影，“谈虚架空，无着之论。”(《答薛君采论性书》很准确地发掘出理学唯心主义的本质性问题。他慎重地宣称：“愚谓学者，必先识气本，然可以论造化。不然，头脑既差，难与辩其余矣”(《答何拍斋造化论》)这是王廷相的学说核心和基本立场。

(二)重视经验知识的认识论。王廷相将人的知识分为“思与见闻”两大类型，前者为思虑之知，后者为见闻之知，他认为这两者缺一不可。所谓圣贤，就是能将它们结合起来。他说：“夫圣贤之所以为知者，不过思与见闻之会而已”。(《雅述》上)王廷相已清楚看出，知识结构是由感性知识、理性知识组成，并划分两者之间的区别，这是很深刻的。他特别强调见闻之知在认识中的作用，这是有所为而发，并非意味着以感性知识为万能，也不是在贬低理性知识的重大作用。而是针对当时程朱理学末流空谈心性，不顾事实、不务实际的积习。他们认为见闻之知粗浅鄙陋，不值一顾。王廷相从知识的来源和思维活动的基础方面入手，强调说：圣人也不能不要见闻之知，如果“物理不见不闻，虽圣哲亦不能索而知之。”(《雅述》上)在这句话内，也包含了不承认圣人不学而能，生而知之的天才论的意义。

王廷相说：“婴儿在胞中，自能饮食;出胞后便能视听，此天性之知”(《雅述》上)但天性之知只是生理本能的知觉能力，它不等于认识，更不是知识。王廷相说：如果将这个“赤子生而幽闭之，不接习于人间，壮而出之，不辨牛马矣”，更不用谈伦礼典制的节度和万事万物的变化了”(《石龙书院学辩》)

王廷相认为，只有接触外界事物，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当世儒家讲求“终日端坐”、“徒虚静以养其心”，和幽闭的赤子没有什么区别。他将这类人比作“闭户学操舟者”，记熟了掌舵、张帆、摇橹等口传耳受的知识，到实际操作时，“风水夺其能，滩漩泪其智”，往往弄得人仰船翻，惹出灭顶之灾的下场。这就是因为“虚讲而虑度不足以擅其功”，在小溪沟内也要翻船，更谈不上到江河海洋中去行驶了，“徒泛讲而无实历者，何以异些。”(以上引文均自《石龙书院学辩》)他认为只有在“实历”中取得的实践知识，才是有用的真知。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王廷相还提出先知后行的主张，他说：“讲得一事，则行得一事;行得一事，即知得一事。徒讲不行，遇事终有眩惑。”(《与薛君采书二》)除了知与行相互推动，互为补充，他还提出“思”来贯穿知行之中，他说：“知之精由于思，行之察亦由于思。”(《慎言?潜心》)。他认为，思的主要形式在“体察”，他说：“必体察于事会，而后知之真。”(《石龙书院学辩》)这里所说的“体察”，就是《慎言》中提出的“究其理之有无”(《见闻篇》)，而“事会”也就是“思与见闻之会”(《乾运篇》)。充分地肯定了理性认识的“思”，在知识形成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