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服制后世

清太宗皇太极属满族，爱新觉罗氏后金第二代君主，清王朝的创建者。尽管皇太极生情残暴好战，但是其统治策略和方针却大大推进了满族文化政治的发展历程，促使清王朝向封建制度的转化。

在整顿军制的同时，皇太极也积极地进行政治改革。他制定各种区分等级贵贱、尊卑有秩的典章制度，整肃朝纲法纪。服制改革亦属其中。

鉴于历史上多数开国皇帝均实行“改服色，定服制”，皇太极根据满族固有的服饰习尚，以保持本民族特色为主，参照明朝服制，制定了清代的舆服制度。其后又几经补充完善，终在乾隆帝时厘定，载入《大清会典》。俟后终清之世，无重大改动。

这种加强中央集权的服制典章详明琐细记载了上至帝王、官员，下至平民百姓，均需按社会等级、身份、性别年龄、文武职务及时令、场合进行装扮的着装规范。如：《清史稿?舆服志》载：“太宗皇太极于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明崇祯五年)二月更定衣冠制度，先谕礼部，凡诸贝勒大臣等，染貂裘为袄，缘阔披领及菊花顶者，概行禁止，若不遵而服用，则罚之。衣服许出锋毛或白毡帽则可。”同年十二月又议定了官员服制，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十二载，“八固山诸贝勒在城中行走，冬夏俱服朝服，出外方许便服。冬月入朝许戴元狐大帽，居家服便服。”又“冬月……居家戴尖缨貂帽及貂鼠团帽。春秋入朝，许戴尖缨貂帽。夏月许戴缀缨凉帽，素缎各随具便，不得擅服黄缎及五爪龙等服。若系上赐不在此例，平时勿著缎靴，惟夏月入朝乃许服用。”

百官臣僚的装束规定尚且如此，帝王的服饰就更加详细严明了。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太宗皇太极像中，只见其头戴朝冠，身着黄色八团龙织金缎夏朝服的形象，好一派威严肃穆的帝王风范!

画像中，皇太极的装扮是帝王夏季的朝服装。其式样为阔披领，圆领右衽大襟，膝间有片金裥，裥右方有衽，袖为窄袖接深青色中接袖和绣云龙纹箭袖，衽、袖口，襟侧及底摆均镶有金边，脚踏粉底方头靴。腰束黄朝带，饰圆形金版，正中镶东珠，再镶四个东珠及四块宝石，圆周饰一圈珍珠边饰。这种形制相当符合《清史稿?舆服志》中对皇帝朝服的记载，“色用明黄，惟祀天用蓝，朝日用红，夕月用月白。披领及袖皆石青，缘用片金，冬加海龙缘。绣文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腰帷行龙五，衽正龙一，襞积前、后团龙各九，裳正龙二、行龙四，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各一。列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哮、黼黻在衣，宗彝、藻火、粉米在裳，间以五色云。下幅八宝平水。”

与夏季朝服相配的朝冠在《清史稿?舆服志》也有记述：“皇帝朝冠……夏织玉草或藤竹丝为之，缘石青片金二层，里用红片金或红纱。上缀朱纬，前缀金佛，饰东珠十五。后缀舍林，饰东珠七，顶如冬制。”

皇太极制定的舆服制度借鉴了汉族文化，可见其对汉文化的倾慕心理。与此同时皇太极也怀有恐惧之心。因为汉族文化传统历史悠久，且又具有很强的包容消解性。满文化则相对落后，极有被同化的可能。故此满族习尚的传承与延续则会有消亡之虞。

《中华历代服饰艺术》一书对其有所叙述：“在清太宗皇太极执政时，就已有儒臣谏劝，请他采用汉族服饰制度，皇太极于崇德元年(公元1936年)……训告大家： ‘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即博士)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试为此谕，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恐后世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入俗。’”满怀忧虑之心的皇太极唯恐后世子孙忘记自己的训谕，特将其记入了《清史稿》卷一百三载：“崇德二年，谕诸王、贝勒曰： ‘昔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其祖宗时冠服，改服汉人衣冠。迨至世宗，始复旧制。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轻循汉人之俗，不亲弓矢，则武备何由而习乎?射猎者，演武之法; 服制者，立国之经。嗣后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其余悉令遵照国初定制，仍服朝衣。并欲使后世子孙勿轻变弃祖制。’”

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皇太极又在命令中提到：“有效他国(汉族)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可见其对推行满族服装是十分坚决的。

服饰不仅仅是严肃的制度; 不可僭越的规范; 更是笼络人心的手段。皇太极也曾多次将自己穿过的袍服下赐臣子，即代表着赋予其无限的恩宠。因为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物质，而变成了一种权利符号。皇帝的服装自然也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体现。所以，一旦由皇帝赐予某大臣以御服黄缎袍，就会使人感到是无限的恩宠。

《中华历代服饰艺术》对此记载详尽：“天聪七年(公无1633年) 四月，皇太极赐蒙古喀尔沁部落古鲁思辖布御服黄缎袍，雕鞍马。天聪八年六月，以阿禄部落济家之弟巴木布楚尔，来合大军，赐以御服黄蟒袍，天聪九年五月赏给察哈尔的善都布黄缎袍，都是笼络臣属的一种政治手段。至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沈阳故宫博物馆还保存着两件皇太极赏给硕色乌巴什的旧黄袍，因这两件旧黄袍是皇太极生前穿过的，故后来由硕色乌巴什的子孙闲散玉麟于乾隆后期缴回清廷。”据保藏在辽宁档案馆中的《光绪十九年翔凤阁存贮故宫各宫并文溯阁、夏园行宫陈设器物清册》所载，故宫翔凤阁陈设器物记有“闲散玉麟恭缴太宗文皇宗赏给硕色乌巴什旧黄袍一件”，“又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内务府陈设档册、陈字7711》、《光绪二十九年盛京翔凤阁恭贮器物清册》亦记载： ‘锦袱一块，上缀白貂皮四张，闲散玉麟恭缴，太宗文皇帝赏给硕色乌巴什旧黄袍一件，随高宗纯皇帝朱批谕旨一道。’ 上述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为明黄暗花绸、圆领大襟右衽马蹄袖旧棉袍，身长120厘米，两袖通长196厘米。袖口13.5厘米，下摆118厘米，裾四开，前后开禊长6.5厘米，左右开禊长8厘米。袍面为明黄色暗花八吉祥纹绸，纹饰横向排列，第一排轮，第二排长，第三排罐，第四排花，第五排鱼，第六排螺，第七排盖，第八排伞。花纹单位22厘米×10厘米。袍的掩襟用大小不同的19块暗花八吉祥纹绸和暗花缎拼成，其中两块暗花缎，一块长28厘米，宽10厘米，另一块长30.5厘米，宽18厘米，纹样为?字地儿上饰梅花、茶花、灵芝、竹，组织为五枚二飞经面地纹起五枚二飞纬面花纹。袍里用粗细不同的白色素绸拼成，面与里之间加一层薄棉。领与袖用龙形不完整的蓝色暗花连云地织金龙纹缎镶边，领缘宽7厘米，袖缘宽13厘米。袖口上钉有宽5厘米的绦条，袍上有纽袢四对。大襟纽袢上拴有三个黄纸笺，一个墨笔楷书‘文皇帝御用旧朝袍一件。’一个上书‘四十五年玉麟进旧黄袍□□件，朱批谕旨 □□’ (字有残缺)，此两黄纸笺是入库时典守人员所写。另有一个楷书： ‘太宗文皇帝赏战袍一件，□□玉麟恭缴’，为玉麟上缴时所写。此袍形制为上衣下裳式，上衣部分，袍面上有许多血痕，像是从外面间接浸到袍上去的，推断此袍是在战争时衬在铠甲里面穿的，铠甲上沾了血就间接浸到袍上去了，故玉麟上缴时称它为战袍。打仗时只穿上衣不穿下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