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减轻农民负担，增强农户自我积累和发展生产的能力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民收入逐年增加。这时在社会上出现了过高估计农民富裕程度的倾向，对农村兴办事业要求过急、过高，甚至出现依仗行业特权向农民卡油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1983年3月，省委批转了伊通县《关于包干到户后减轻农民负担的报告》，并在《吉林农民报》开展了减轻农民负担的专题讨论，农民负担有所减轻。1984年全省粮食生产、农民收入都突破历史最好水平。随之，在农村兴办事业上，出现了一股“大办”、“达标”热。1985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据此，1985年11月，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做出《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若干规定》，确定对集体提留和公共事业统筹费实行“定项限额”管理，年负担额度以乡为单位计算，最高不得超过农民上年所得的5%；提留和统筹项目，共为13项。同时对劳务负担和其他社会负担，也做出明确规定，提出了限制措施。1989年春，省委和省政府针对农民负担居高不下的问题发出《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除重申有关农民负担政策外，还强调了禁止农村非生产性建设的评比、奖励和各种“回扣”，强调要加强检查监督，建立举报制度等。
在抓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积极引导农户搞自我积累。从1985年收益分配开始，组织农民预留生产费，每年约在2亿元左右。对增强农民扩大再生产能力，起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