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

中国古代两大道德范畴。义指社会道德准则、道义、美德。利指物质利益、功利。在义利关系上，春秋时代认为社会道德准则规范物质利益。《左传》成公16年：“义以建利。”成公2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早期儒家认为，只有合乎义的利才是可取的，不合乎道义、美德的利不足取。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又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他又将义利作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根本点。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同上书）。孟子认为义利是对立的，“后义而先利”，“上下交征利”，势必引起人与人的冲突，“而国危矣”。因而主张“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荀子认为利是人所共欲的，“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荀子·荣辱》)君子持义不顾其利为勇，贾盗唯利之见为勇，“为事利，争货财，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重死而持义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同上书）他分析了义克利和利克义两种情况，“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故义胜利为治世，利克义者乱世。”(《荀子·大略》)概言之，儒家重义而轻利。墨家义利兼重，认为利即义。墨子认为，“义者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墨子·天志下》)但是，墨家所说的利，是“人民之大利”、 “民之利”、 “天下之利”、“国家百姓之利”，指社会共同利益，而不是指个人的私人利益。因而，墨子断言：“义，利也。”(《墨子·经上》)汉儒认为义重于利，董仲舒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矣。”(《春秋繁露·身之养莫重于义》)他主张正义不谋利，“正其谊（义）不谋其利”。义之所在，就是天下公利，“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犹春气之生草也，……其为天下除害也，若川渎之泻于海也。”(《春秋繁露·考功名》)宋儒特重义利之辨，张载认为：“义，公天下之利。”(《正蒙·大易》)邵雍以义利区别圣人、贤人、小人，“君子喻于义，贤人也；小人喻于利而已；义利兼忘者，唯圣人能之。”(《观物外篇》)程颐以公私判别义利，认为“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才出义，便以利言也。只那计较，便是为有利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语录》卷17)因而，“圣人认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同上书，卷16)朱熹认为，义利一体为头尾，“义利犹头尾然。义者宜也，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为之，则何不利之有？君子只理会义，下一截利事，更不理会。小人只理会下一截利。”《朱子语类》卷27)陈淳以天理与人欲分别义利，他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天理所宜者，即是当然而然，无所为而然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当然而然，有所为而然也。天理所宜是公，人情所欲是私。”(《北溪字义》下)叶适重利兼义，他说：“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习学记言》)清初王夫之以道用分别义利，认为二者相反相成。他说：“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害，人用不生。……出乎义，入乎害，而两者之外，无有利也。《易》曰利物和义。义足以用，则利足以和。”(《尚书引义》卷2)颜元主张正其义也谋其利，反对重义轻利。他说：“盖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习斋言行录》)认为利是和于义的， “《尚书》明与正德厚生并为三事，利用安身，利用刑人，无不利。利者，义之和也。……其实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四书正误》卷1)古代伦理学家对义利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重义轻利、重利轻义和义利兼重的三种论点，对于人们认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是有所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