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中原文坛巨擘庄子

庄子名周，蒙(今河南商丘县)人，生于战国初期。所著《庄子》33篇，既是哲学著作，又是优美的古代散文。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出于统一天下的共同目的各创一说，自立门派，并积极寻求实现其政治学说的有力靠山。是时，唯有庄子独辟蹊径，创立了以“明道德、轻仁义、一死生、齐是非、虚静恬淡、寂寞无为”为主旨的道家学说，

①

用以整合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而实现以“道”来统一天下的最终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和思想家，其次才是文学家。

《庄子》一书旨在阐述道家学说，但它并不是采取推理论证式的论说方法，而主要是借助生动的故事和寓言来隐喻或说明道家哲理，所以司马迁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其实也是庄子散文一个最显著的艺术特点。寓言是战国诸子散文的一大创造，庄子则更是寓言大师。他说理论道，常常借助寓言，如轮扁斫轮寓读书之法(《天道》)，?偻承蜩寓专心致志之道(《达生》)，匠石运斤寓知音难遇之意(《徐无鬼》)，蜗牛触蛮寓诸侯征战之事(《则阳》)等等。广为人知的庖丁解牛也是一种寓言。梁惠王见庖丁解牛轻松随意而又很有节奏，就问庖丁解牛的技术何以能达到如此境界。庖丁讲述了他从事这种营生的经历之后，说：“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宙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养生主》)。梁惠王听后豁然顿悟，说：“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有人认为这则寓言讲的是如何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是不符合庄子的原意的。庄子引用这则寓言，实际上是想说明，人生活在浊世，应该明哲保身，游刃有余，凡事不可太露锋芒。庄子这种人生哲学显然是十分消极的。

与寓言相联系，庄子散文善于使用比喻来说明一些哲理。《秋水》篇讲大与小的相对性，迭用比喻。“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渚崖之间，不辨牛马。”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河伯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自高自大起来。可是当他“至于北海，向东而视，不见水端”时，他不由得望洋兴叹，感慨海之大而己之小。可是，北海之神却“未尝以此自多”，因为它知道，北海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四海之在天地间，犹如小洞穴之于大湖泊，中国之在海内，不及“?米之在太仓。”连用三个比喻，将大与小的相对关系讲得十分透辟。《逍遥游》论证超越时空的绝对自由，也多用比喻。鲲鹏展翅九万里，但其从北海飞到南冥，却要借助大风的力量;野马、尘埃所以能在空中游荡，也需要风来吹动;接下则以水比风，以大舟比大鹏：“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天运》篇“孔子西游于卫”一段说明凡事不能拘泥成法，而应因时而变，连用了古今非水陆、周鲁非舟车、桔槔俯仰、?梨桔柚可口、?狙衣周公之服、西施病心而其里六个比喻。其它各篇用喻也很多，且设喻巧妙，富于变化，读来绝少雷同。正如清宣颖所评：“庄子之文，长于譬喻，其玄映空明，解脱变化，有水月镜花之妙，且喻后出喻，喻中设喻，不啻峡云层起，海市幻生，从来无人及得”(《南华经解?庄解小言》)。

庄子散文接受了之前的神话传说和民间寓言故事的影响，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妙趣横生，波谲云诡。《列御寇》篇中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的故事，幽默风趣，想象奇特。庄子将死，弟子准备厚葬其师，庄子道：“吾以天地为棺榔，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如此!”弟子深恐露葬难免有乌鸦老鹰叨啄先生的尸体，岂料庄子十分超脱，说：“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外物》篇中庄周向监河侯借粮的故事，曲折生动，耐人寻味。庄子向监河侯借粮，监河侯不愿借给，却不直接拒绝，而是给庄子画了个大饼，他说：我将得到很多金钱，到时候借给你三百，怎么样?聪明的庄子一眼就看透了监河侯的真正意图，给他讲述了一个借粮途中遇见的事情，庄子说：我来时走到半道，听到呼喊声，原来是车辙中的鲋鱼在喊。我问它想干什么，它说想让我弄些水来救活它。我就告诉它说：好!你等着吧，我就要南往游说吴越之王，到时让他们扬西江之水来迎接你，好吗?鲋鱼却不领我的情，愤怒地说：我离开了水就无法活，有斗升之水就可活下来。你这样说无疑于让我等死，还不如趁早把我拿到市场上卖掉呢! 这故事蜿蜒曲折，给人许多可以回味的东西。

庄子散文想象丰富，气势宏伟。大如鲲鹏、北海、南冥、高山、大川、小如蜩、鸠、蝉、雀、蜗牛、朝菌，远至上古传说，近及眼前万物，可睹可想之物，想象生发之事，悉集于笔底，构成一幅幅富有浪漫色彩的奇景幻想，恢宏瑰伟，大气磅礴。其为文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既见独运匠心，又见率性真情。刘凤苞极为推崇庄子散文这种特色，其评《骈拇》篇时说：“至其行文，节节相生，层层变换，如万顷怒涛，忽起忽落，极汪洋恣肆之奇。尤妙在喻意层出叠见，映发无穷，使人目光霍霍，莫测其用意用笔之神。后来惟眉山苏轼得此灵境，故嬉笑怒骂，信手挥洒，可以横绝峨眉，其余皆望洋而叹”(《南华雪心编》)。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是庄子散文笔法的显著特点。庄子是一个冷漠避世的人，但他并不能完全忘却社会，他用那辛辣犀利之笔，描述了种种社会丑态，《徐无鬼》对魏武侯搜刮民脂民膏供己享乐的讽刺，《则阳》篇对诸侯征战、掠夺财物、屠戮人民的嘲弄，《外物》篇对“儒以诗礼发冢”的虚伪性的描绘，《秋水》篇惠施疑心病的讥讪，《列御寇》篇对拍马溜须、阿谀逢迎之人的鞭挞，等等，不仅表明庄子并不是一个彻底淡漠的人，而且使人对庄子散文笔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正如刘凤苞所说：“庄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举世悠悠，借此以消遣岁月，真浇尽胸中块垒矣!”(同前)

庄子散文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决定了《庄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人金圣叹称《庄子》为“天下第一奇书”，将其与《离骚》、《史记》、《杜诗》、《西厢记》、《水浒传》合称“六才子书”。鲁迅也很推崇《庄子》，说它“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庄子散文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影响巨深，它那无拘无束、富于想象的浪漫主义精神，那丰富多彩、瑰丽神奇的寓言故事，那行云流水、汪洋恣肆的散文笔法，那幽默风趣、辛辣犀利的语言特色，对其后的文人墨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尝脱衣裸形在屋中，有人讥讽他，他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世说新语?任诞》)有人很推崇刘伶这几句话的狂放而富于幻想，殊不知这是从庄子“吾以天地为棺?”一段化来。庄子散文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至于《庄子》一书的哲学思想和其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对后世的影响，就更加不容忽视了。它和老子的《道德经》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

庄子之后，中原还出现了三位了不起的思想家，这就是韩非、李斯和吕不韦。他们的学说受到了后人的重视，他们的著作同样地对后世中国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韩非(约前280―前233)出身于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受学于当时著名思想家荀卿。韩非生当战国末期韩国日见衰弱之时，上书韩王，建议实行变法，加重刑罚，未被采纳。公元前234年，韩非出使秦国，为李斯、姚贾所陷害，自杀于狱中。所著《韩非子》55篇，其中《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显学》都是脍炙人口的篇什。韩非的文章文笔潇洒，说理缜密，谈锋犀利，议论透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韩非的文章善于借助寓言来说理，《说林》全是寓言，其他篇章中也有不少寓言，如“涸泽之蛇”(《说林上》)、“三虱食彘”(《说林下》)、“守株待兔”(《五蠹》)等，或以物拟人，或采用夸张手法，用简短的故事寄寓深刻的哲理。韩非使用寓言，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说明他的某种政治见解，如“守株待兔”本来是用以说明“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不合时宜，但后来却往往用于讽刺那些墨守成规、拘泥旧说和坐待时机而不肯积极努力的人。与韩非约略同时的吕不韦(?―前235)，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原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大商人，后入秦为相国，秦王嬴政幼年继位，称为“仲父”。嬴政秉政后被罢免，先出居河南，后迁往蜀郡，忧惧自杀。曾命门下宾客编著《吕氏春秋》。此书以阴阳五行为基础，兼儒墨，合名法，故有杂家之称。《吕氏春秋》中也有不少寓言故事，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察今》篇中的“刻舟求剑”：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

以刻舟求剑来说明死守成法、墨守成规，形象生动而富于说服力。稍后于韩非和吕不韦的李斯(?―前208)是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秦代政治家。他初与韩非同师事荀卿，后妒嫉韩非之才，乘其出使秦国之际，与姚贾共同谗害他，逼其在狱中自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李斯做过秦国的丞相。后为赵高所忌而被杀。李斯的文章写得很有气势，作于秦始皇十年(前237年)的《谏逐客书》是广为后人传诵的名作。文章用秦穆公等四君用四方之客而强大等事实，说明“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进而直言逐客之弊：“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文章言之有据，说服力强，笔锋犀利，广事铺张，文采四溢。秦始皇看了这封《谏逐客书》，立即收回成命，派人把李斯追回来待为上宾。

战国时期，诸侯问鼎，逐鹿中原。诸子百家应时而出，标新立异，自树一说。老子、庄子、韩非子、吕不韦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氛围中出现的。他们的著作既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哲理，又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代表了先秦诸子散文的创作成就。这一时期，中原以其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地位哺育了一批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奠定了中原文化在华夏文化中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