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与进化论思想的传播

吴汝纶 (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清末散文家。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加五品卿衔，赴日本考察学制，写出了我国学习外国教育制度的第一部著作《东游丛录》。他关心西方科学技术，对进化论在我国的传播表现出很大的热情。

进化论是英国伟大博物学家达尔文创立的理论，恩格斯把它同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细胞学说一起，称之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的工作实际上操纵在敌视生物进化思想的外国传教士之手，因而进化论迟迟未能传入我国，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险迫在眉睫，国内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成为强大思想潮流的情况下，我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才开始在国内较详细地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1895年，严复着手翻译达尔文进化论的热情支持者和捍卫者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严复把译出的该书前两章，连同他的自序和19段按语，合为一书，取名《天演论》

《天演论》 尚未公开出版，译稿就在许多进步人士中传开了，清末吴汝纶得到译稿后爱不释手，大加赞赏，他在给严复的信中说，“执事之译此书，盖伤吾事之不竟，惧炎黄数千年之种族遂无以自存，而惕惕焉欲进之以人治也。” ( 《答严幼陵》，《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一) 甚至手录附本，秘之枕中，他还对于严译本的行文、标目，提出过的意见，有的为严复所接受。1898年《天演论》正式出版时，吴汝纶为它写序言，并请人设法为该书打开销路，以广流传。

严复 《天演论》 的翻译和出版，时值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中华民族亡国灭种之危险迫在眉睫。《天演论》以“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的自然规律推论自强保种之事，以 “国贵自主”，“贵以人持天”等思想，激励人们奋发图强，与天争胜。《天演论》在客观上起到了敲起警钟，惊醒同胞，激励民众，救亡图存的作用，其影响之大是当时任何一本书都不能相比的。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天演论》先后出版了30多个版本，其中一本则是吴汝纶亲自删节的《节本天演论》。1903年吴汝纶去世后，《节本天演论》在上海出版，取名 《吴京卿节本天演论》)。《节本天演论》对严复 《天演论》“删节过半，亦颇有更定” ( 《桐城吴先生日记?西学下》)，文字更加精练，内容更科学、更准确。例如严复译本中的 “?石”，吴汝纶在节本中改为今天仍然通用的 “化石”; 严译本中说“伊匪苏 (Ephesos，小亚细亚西岸的古希腊殖民城市，今通译 ‘以弗所’) 旧壤，亦在安息之西”，自注“安息，今名小亚细亚”，吴氏节本改作 “伊匪苏亦在亚洲西极”等等。

应该指出的是，把生物科学的理论硬搬到人类社会领域，正是西方以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是反科学的，而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吴汝纶与严复的认识是不相同的。吴汝纶《节本天演论》 与严复 《天演论》，无论在对待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问题上，还是在对待达尔文、赫胥黎与斯宾塞的评价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著作时，超越原著加了19段按语和一篇“自序”，不厌其烦宣扬赫胥黎的主要论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对斯宾塞推崇备置，而对达尔文、赫胥黎则多所贬低指责。如 《天演论?导言一?察变》 文末按语中在提到达尔文，哥白尼的贡献时，严复认为斯宾塞比达尔文更加高明：“斯宾塞者，与达 (尔文) 同时，亦本天演著 《天人会通论》，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体大精思”。“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对斯宾塞宣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内容也是心悦诚服的：“天演之义，所苞如此。斯宾塞氏至推之农、商、工、兵、语言、文字之间，皆可以天演明其消息所以然之故，苟善悟者深思而自得之，亦一乐也。”甚至虚张声势地说什么斯宾塞的理论“每经一攻，其说弥固，其理弥明。”相反，严复对待赫胥黎则指责他 “意求胜斯宾塞，遂未尝深考斯宾塞氏之据耳”，而且是 “语焉不详者焉” ( 《天演论?演瑟》 严复按语)，仅仅“执其末以齐其本，此其言群理，所以不若斯塞宾氏之密也，且以感通为人道之本，其说发于计学家亚当斯密，亦非赫胥黎氏所独标之新理也。” ( 《天演论?制私》 严复按语) 一褒一贬，充分反映了严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比对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及其捍卫者赫胥黎更为崇拜，显然是错误的。

吴汝纶在 《节本天演论》 中，对上述这些原则问题却采取了非常严谨的态度，他不但把上述严复吹捧、颂扬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理论、贬低、指责达尔文、赫胥黎及其学说的19段按语删除殆尽，而且在 《节本天演论?导言二?广义》 中还特别指出了斯宾塞理论的错误： “锡彭塞(即斯宾塞)偏主息盈，以消虚为异体之天耗，于理疏矣。”相反，对赫胥黎，吴汝纶特别赞赏他的“以人持天”，“与天争胜”的思想： “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赫胥黎氏起而尽变故说，以为天下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乎睦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之谓与天争胜”，称赞这种“以人持天”的思想是 “其义富，其辞危，便读焉者怵焉知变。与国论殆有助乎”(《天演论?吴序》)。可见在对待达尔文、赫胥黎与斯宾塞的态度上，在对待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问题上，吴汝纶显然比严复又胜一筹。(张秉伦《吴汝纶比严复略胜一筹》，《志苑》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