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的教育理论

孔丘(前551―前479)年少时家“贫且贱”，年轻时曾作过会计、畜牧管理人等事，由于政治和经济上都没有地位，孔丘没有到官学里去读书。他“学无常师”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孔丘很快就成为鲁国的名人，人们仰慕他多才多艺与道德高尚。他在近30岁时不少人向他求教，孔丘便开始从事教育活动，创设了儒家私学，相传他的弟子有3000多人，其中72人在社会上颇有名望。孔丘一生专心于教育工作，具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被后世尊为圣人，称作“孔子”。晚年，孔丘将全部精力致力于教育，想通过“人才”的培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这一时期他还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并把鲁国史官所记的《春秋》加以删除，使其作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孔丘大力提倡“仁”的学说，认为“仁”即“爱人”，并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思想。在他看来，要想改变现实社会，达到“仁”的境地，首先要执行“礼”的规范。因此，在他办的教育中“礼”的教育是摆在首位的。他用“人能弘道”的积极精神来鼓励和要求统治者发挥主观能动性，治理好国家，少谈神鬼的事。当时，天命神鬼在思想界颇有市场，孔丘能“不语怪、力、乱、神”，注重现实社会，是尤其可贵的。

在教育实践上，孔丘开创私学，打破了长期以来贵族垄断学校的局面，打出了“有教无类”的旗号，在他的学生中不仅有王公贵族子弟，也有平民后代，甚至有奴隶的儿子。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教育的范围，对于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虽然孔丘曾指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为教育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他“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之说，承认有先天的愚智之分。

在谈到教育的目的和内容时，孔丘认为培养具有“修己”、“安人”之道的士或君子就是教育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教育的内容应该分为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两个部分。他所行事的“文、行、忠、信”四教，其中后三者都是属于道德教育的范畴。他所用的具体教材，是他自己整理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后世所称的“六经”，包括了历史、文学、语言文字、典章文物、自然常识、哲学思想和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知识。

在教育理论上孔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提出的有关教育教学的概念和思想，为日后教育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归纳为：学与思结合;虚心、笃实和好学的态度;启发思维;因材施教和温故知新等几个重要方面。孔丘提出的这些教育教学原则，都是以他的教育实践为基础的，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反映了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揭示了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多方面问题。

对于教师，孔丘特别提到了身教重于言教的问题，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不仅自己做到“诲人不倦”，而且还教导学生子贡说：“教不倦，仁也”。表现了他在教学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和高度负责精神。更可贵的是，当他看到青年一代的发展，认为“后生可畏”时，不是压制他们，而是积极地教导他们，鼓励他们“当仁不让于师”。他自己不仅注意不断深入刻苦地学习，温故知新，在晚年还一遍又一遍地攻读《易经》，以至“韦编三绝”，而且还注意向身边所有的人学习。他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的思想，使中国千百年来的文人学者都受到极大教益。

总之，孔丘不愧是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是全世界著名的文化伟人。他的思想主要见诸其学生汇集的《论语》一书，在其他先秦诸子的著作中也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