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业

随着生产的全面发展，交通运输业的不断进步，商业观念的逐渐转变，宋代商业得到高度发展，其繁荣程度远超前代。大城市商业的繁华，小城镇商业的兴旺，乡村草墟市的普遍，海外贸易的盛况，纸币的出现和广泛使用，国家对商业的干预和直接参与，都非常引人注目。

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是当时最大的城市，后期人口估计超过百万，其消费需求不但数量大，而且质量高，必须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输入大量的各类商品，从而成为万商云集的全国商业中心。据《东京梦华录》等书记载，开封大街小巷上店铺鳞次栉比，繁闹异常，完全打破了唐代坊市制的界限，不但有日市，而且有早市、夜市、季节市、定期市，如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庭院中可容上万人交易。各色商铺齐全，商业同行组织“行”就有160余个。不但供应全国各地的各类商品，而且供应日本、高丽(今朝鲜)、大食(今阿拉伯诸国)等各国的特产。一些酒楼饭店规模庞大，奢豪华丽，生意兴隆。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是南宋的“行在所”，尽管在南宋初遭受过战祸蹂躏，但到南宋中叶，其商业已非常繁荣，人口也达百万。钱塘江畔商船云集，每天从各地运来大批各色商品，包括东南亚、印度洋各国的物货。城内街道店铺林立，买卖兴旺，竞争激烈，绝不亚于东京开封。夜市与早市几乎首尾相联而通宵达旦，行业分类也更为细致，“行”已有400余个，成为南宋最大的商业中心。宋代还有一批人口在十万以上的大城市，如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潭州(今湖南长沙)、成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扬州等，商业同样十分繁盛。如成都一年中每月都有定期特色集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其中尤以蚕市、药市、宝市著称。再如鄂州城外的南草市，居民达数万户，沿江商肆排列，楼店壮观，绵延数里之遥，为川、广、荆、襄一带的贸易中心。

在大城市商业繁荣的同时，成百上千个小城镇也因商业的发展而兴盛起来。许多县以下的镇市都发展到相当规模，如黄池镇(今安徽芜湖东)、沙市镇(今湖北沙市)等一批从属于州、县的镇市，成为商旅萃聚的贸易中心，有的镇市商业繁荣的程度已超过当地州县城。乡村地区更有大量的定期集市，或称墟市、草市、?市，全国不下数万处，它们是沟通城乡商品交流的基础环节。

官府在全国各类城镇都设立税务，征收商税。在乡村墟市，商税则大多买扑给当地人承包。商税包括住税(交易税)和过税(流通税)，税率一般分别为百分之三和百分之二，其中过税往往重复征收，所以总税率有时达百分之十以上。国家的商税收入每年在数百万贯至一千多万贯，北宋庆历、皇钓年间高达二千万贯上下，全国商业之繁荣可见一斑。总的来说，东部商品经济的发展较为显著，市场发达;西部有些偏僻闭塞地区商品经济依然没有多少起色，东西部商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北宋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主要使用于川陕地区)，金银作为货币，流通量不大。铜钱年铸造额是唐代的一二十倍，但仍无法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宋真宗初年，四川益州(今四川成都)十六户商号联合发行“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时，官府收夺私家印发纸币之权，在益州设立交子务，负责印制和发行交子。随着发行数的不断增加，交子流通到陕西、河东地区。南宋除继续使用铁钱、铜钱外，纸币逐渐成为主要货币，有四川钱引、湖广会子、两淮交子、东南会子等多种，各种纸币都有规定的流通区域，相互间又有一定的兑换率。纸币的大量流通，对促进商业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政府财政亏空，滥印纸币，又造成通货膨胀、币价贬值，使广大商人和民户遭受很大打击。

宋代禁榷茶、盐、矾、香诸物货，大多实行间接专卖。官府向商人发售大量交引、茶引、盐钞之类票据，凭票据可至指定场所领取禁榷物货并准予运销。这些票据在市面上大量流通，逐渐成为可以买卖的有价券证。在京师等大城市，一些富商还专门开设交引铺，从这类券证交易中牟利。

宋代商业的另一特色是官营商业的蓬勃发展。从各榷货务发卖禁榷物货的钞引、经营货币汇兑的便钱业务，到杂卖场出卖官府多余物资，熟药所出卖成品药材等，国家经商渠道甚多。王安石变法时期设置的市易务，曾一度垄断了全国各城镇的商业贸易。官府、军队的各类赢利性经营，总称“回易”，也是涉足广泛，规模可观。官营酒务在各地实行的酒专卖，更是官营商业的大宗。南宋各地的官营酒楼数量众多，豪华奢丽，超过了民间酒楼的经营规模。

宋政府在南方和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设置不同类型的贸易市场，专门与少数民族及周围邻国进行商贸活动，自然形成一些商贸中心。与西北等地少数民族进行的茶马贸易更是兴隆，宋政府成立茶马司，负责此项贸易，年买卖茶叶数百万斤，得战马二三万匹。在与辽、西夏、金交界地带设置多所榷场，进行官方许可的各类贸易。由于榷物贸易限制较多，通过陆路和海路进行的各类走私交易便十分兴旺。宋与周边邻国及各少数民族政权间的礼节性贡赐往来，也具有相当程度的物货交换性质，许多来宋使者还附带做生意，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贸易形式，交换物品的种类和数量都十分可观。

宋代海外贸易空前发展，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北非数十个国家都有贸易关系，进出口贸易的品种和数量之多，也远远超出前代，成为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国家之一。宋政府在重要港口城市广州、泉州、明州(治今浙江宁波)、杭州、密州(治今山东诸城)、秀州(治今浙江嘉兴)、温州等地，相继设立市舶司主管海外贸易。港口城市还专门设置蕃坊，建造教堂，供外国商人居住和活动。宋政府有时还派遣使臣出海，招徕外商，以促进对外贸易的增长。海外贸易成为宋沿海地区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商业的发展繁荣，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繁荣密切相关。宋代手工业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及生产规模都超过前代，其中尤以造船业、矿冶业、纺织业、造纸业、制瓷业为突出。农村出现了许多商品生产专业户，如茶园户、菜园户、果园户、花户、药户、糖霜户、机户、炭户等，使农业生产结构发生变化，商品生产比重不断扩大。农业手工业生产的这些发展，与商业的繁荣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其次，促进了城镇的发展。随着商业的繁盛，城镇人口增长迅速，城镇规模不断扩展，有些城外草市甚至比原城区更繁闹，还出现了城市建郊的情况。商业的发展还突破了唐代坊市分隔、白日为市的坊市制度，使宋代城市结构逐步近代化。最后，促进了各地、各民族乃至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了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精神生活，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