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术数

包括遁甲、六壬、相术、星命、卜筮、堪舆等内容。古代术数发展至宋代，不仅广泛流传于民间，并且也逐渐渗透到国家政治生活中。

北宋景钓年间，仁宗鉴于“昔箕子演洛书，武王遂承商祚;萧何之收秦籍，佐高祖乃成炎汉”，于是命太子洗马兼春官正权同判司天监杨惟德等人撰集《景钓六壬神定经》、《景钓遁甲符应经》。数月后成书，仁宗亲制御序，认为这类术数书“上之于国家，下之于庶民，一切有为，皆宜用也”。帝王亲自倡导，六壬、遁甲之学遂大为昌盛，好事者竟援以谈兵。至北宋钦宗靖康年间，金人南侵，兵临城下，术士郭京“用六甲法，尽令守御人下城，大启宣化门出攻金人，兵大败。”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朝臣祝泌奉旨编撰《六壬大占》一书，认为六壬之术与周代龟筮虽不相同，“然国事之大，不逾于此。即其条以为纲，缀辑前闻以著于篇，源流具备，体用兼该，或亦神道设教之一助。”

宋代相术亦有新的发展。《麻衣相法》一书相传为宋初麻衣道者所传授。据宋人笔记载，钱若水少时曾谒见陈抟求相骨法，陈抟见其“神观清粹”，谓可学仙，有羽化升举之缘。后邀麻衣道者相之，麻衣一见而决之，说：“无仙骨，但可作贵人卿耳。”陈抟亦精于相术，曾为太宗相诸子，认为真宗有帝王之相，在太宗立储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星命之术逮至宋代日趋完备精密。宋初徐子平对算命术作进一步改进，以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四项立论，四项各具二个干支，共有八字，故八字算命术亦称“子平术”。宋代的命理著作数量不少，如徐子平所撰《徐氏珞?子赋注》，释昙莹所撰《珞?子三命消息赋注》，岳珂补注《三命指迷赋》等。宋代擅长星命之术的人物亦不少，如张衍、邹元佐、程惟象之流，据说预言士大夫穷通贵贱，每发必中，万不失一。

易数卜筮之术在宋代已有显著发展。北宋邵雍撰《皇极经世书》，“凡兴亡治乱之迹，皆以卦象推之”，世称“康节易数”。之后，王?作《易学》、祝泌作《皇极经世解题数诀》、《观物篇解》、张行成作《皇极经世索隐》、《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易通变》等书，各传其学。宋代精于易数卜筮的人物极多，如廖应淮、范畴、叶简、俞直等人，皆以卜筮预测世情，大至何方用兵、退敌之期，小至盗贼姓名、潜逃何处，据说每每奇中。除“康节易数”外，宋代其他流派的《易》学著作亦为数不少，如张行成撰《元包数总义》，遍采易说以释《元包》之旨;丁易东撰《大衍索隐》，专明《易传》所谓大衍之数;鲍云龙撰《天原发微》，列说384条，拟易卦384爻，以究天人之道。此外，司马光撰《潜虚》一卷，模仿扬雄《太玄》之作。张行成复撰《潜虚发微论》，认为《潜虚》一书为司马光之“心学”。

堪舆之术在宋代极为兴旺。据《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所载，有名可稽的宋代堪舆之士共有43人。宋初陈抟深得堪舆奥秘，吴克诚曾师事之，并得《青囊书》授其子吴景鸾。吴景鸾聪慧过人，精研其书，名闻遐迩，被仁宗授司天监正。景鸾之学授廖金精，金精授傅通伯。宋朝南迁，通伯奉诏相杭州之风水，认为该地“只宜为一方之巨镇，不可作百祀之京畿”，故高宗升杭州为临安府。宋代的堪舆之士人才辈出，堪舆著作亦时有问世。赖文俊所撰《催官篇》一书，以诗歌形式评述龙、穴、砂、水之说，认为如择阴宅得法，“骤发官贵非为难”。蔡元定所撰《发微论》一书，分刚柔、动静、聚散、向背、顺逆、浮沉等16篇，以发明地理风水之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