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济思想

宋代经济取得长足的进步，除农工商业相关规模、产量及国家财政收入有很大增加外，土地的“不抑兼并”，使私有制经济迈上一个新台阶;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达，可说是进入中国古代社会的巅峰状态;从而首次发明和广泛使用纸币，成为世界首创和当时唯一使用纸币的国家。其经济思想也在此基础上更为丰富，出现了不少新见解，对经济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有些思想(比如有关纸币理论)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先的。

义利关系问题　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用义利来概括。李觏反对将仁义与利欲对立起来，认为仁义也是一种利，所以利欲可以说，但要符合礼，周礼可以致太平，不符合礼的利欲仍要加以限制。程颐认为：“天下只是一个利”，“人无利，直是生不得，安得无利?”强调了“利”的重要性，但这“利”却不是指个人私利。又说：“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指出不能“专为利”，而把“仁义”与“利”联系起来。朱熹进一步提出：“只万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各得其分”就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将其说成是“利”，也就是把“利”归结到“义”中，将两者混合为“义理”一物，实际上用换一种思路的手法回归儒家“何必曰利”的本位。与理学家的见解相对照，苏洵认为义、利概念相对而不同，但两者应结合而行事。讲义时要以利为统率，这叫“利义”;讲利时要以义为统率，这叫“义利”。“义利、利义相为用，而天下运诸掌矣”。此说比较符合义利关系的实际情况，稍有辩证法的味道。叶适反对程朱学派的义利论，强调功利的社会作用。他反对空谈“道义”，以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因而主张不能离开功利来谈道义，而应以功利为国民经济运作的指导原则。

农业土地问题　两宋不立田制，土地买卖活跃，兼并更为激烈，少数大地主占有广阔田地，许多农民却无立锥之地，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军打出“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一些士人赞赏上古村社生产方式，针对上述社会问题提出恢复三代井田制。林勋《本政论》提出“仿古井田之制”，并拿出具体的设计方案。程颐也“常言要必复井田、封建”。张载甚至认为：“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还时与学者商议，想“共买田一方，画为数井”，来做井田制的试验。吕祖谦批判杨炎实行两税法，不但无由恢复古代田制，且破坏了均田制下的租庸调税法，实为“千古之罪人”，披露了自己偏向古代田制，以为越古越好的复古情怀。这些学者虽也认为井田制最为理想，但现实已不允许其重新出现，因而只能是空想。而在当时条件下，可以做到的办法就是限田，于是有思想家提出相应主张。李觏建议“限人占田，各有顷数，不得过制”，这样就“兼并不行”，“土价必贱”，而农民就会有自己的土地，他还要求注意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苏洵也同样提出限田方案，为了增加其可行度，以为现占田超额者可维持现状，待其子孙破落时自动降到限额以内。朱熹认为在当时情况下，限田主张也是行不通的，认为“版籍不正，田税不均”，“最为公私莫大之害”。如能解决这一问题，并适当减轻赋税，使民众生活安定，“便是小太平”。宋代赋税过重问题确实突出，批评苛捐杂税和要求减轻赋税，也是叶适讨论社会经济问题的重点。叶适反对统治者强制聚敛，批评王安石变法的有关措施，提出减免苛捐杂税而使赋税归于正常。但他不同意抑制兼并，因为富人有功于社会，对其中豪暴者则可进行教诫。

商品经济问题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宋代商品经济也日益繁荣，人们对其看法也随之有所变化。李觏虽然承认工商业生产和流通都是有用的，也不同意国家垄断山泽之利和有关经济利益，但反对所谓“雕琢”、“侈靡”品的生产和流通，甚至将工商业者称为流民;反对“商贾操市井之权”，要求由国家政府来调节商品生产和流通，所以仍持传统意义上的抑商思想。摧抑兼并是王安石经济思想的核心，主要应用在工商业领域，他不许民间工商业互相兼并，却以市易诸法大行国家兼并，严厉打击私营工商业者。这种利用国家权势打击私营工商业经济的做法，实际上仍是对抑商传统的继承。欧阳修明确反对抑商，指出“利不可专，欲专而反损”，所以“夺商之谋益深，则为国之利益损”，不如国家“与商贾共利”。这一“共利”思想基本跳出传统抑商思想的窠臼，有积极意义。苏轼也较重视商品经济，认为“农末皆利”，主张取消谷物流通税来刺激粮食贸易，因为“商贾无利，有无不通”，便会形成“丰年则谷贱伤农，凶年则遂成饥馑”。他反对政府榷盐等垄断经营，提出不与商贾争利以发展商品经济的观点。叶适反对重本抑末的思想，主张农工商并重，提出“夫四民并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公开挑战重农抑商的传统，反对国家直接经营并控制有关工商业领域，把蔡京掠夺商人的诸种政策贬之为“盗贼之道”。

货币流通问题　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货币在流通中的作用是与相关问题也日益受到注目。李觏认识到货币是为解决物物交换时衡量商品价值的不便而发明出来的，也就是说，货币是起价值尺度职能的一般等价物。提出“大抵钱多则轻，轻则物重;钱少则重，重则物轻”。如何平衡其数量和贵贱，整顿钱法乃“国之急务”。张方平主张由国家垄断钱币铸造权，严厉禁止民间私铸，反对开放铜禁钱禁，对货币流通的必要量和速度也有所认识。沈括已提出货币流通次数的增加可以弥补货币数量之不足，已经发现了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流通必要量成反比的规律。周行己针对北宋末年货币流通混乱的情况，提出铸造足值钱币或将不足值钱币降值使用，同时使用铜钱、铁钱、夹锡钱，各地区不相混通，以稳定货币市场等办法。吕祖谦认为铸造足值钱币是防止私铸、掌握铸币权的最好办法，却不赞成普遍推广纸币。叶适也主张铸造足值钱币，批评了纸币流通中的弊病。而辛弃疾却认为纸币与铜币同样“寒不可衣，饥不可食”，而纸币更可便民，当然它有个贬值的问题，原因是“朝廷用之自轻”和“印造之数多，而行使之地不广”，并提出了稳定纸币币值的一些办法。南宋时，人们已总结出一套管理纸币发行的“称提术”，如分届发行，发行最高限额，发行准备金及贬值时的救济措施等。

国家财政问题　宋代虽然经济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大增，但因三冗(冗官、冗兵、冗费)诸问题，国家财政危机四伏，成为官员讨论国事的重要话题。李觏把财用视为治国之本，主张增加财政收入以富国，而富国的办法在于尽地力发展农业生产，并在“量入为出、收支适合”和“节用”、军队实行屯田等方面，做到“上下有等，奢侈有制，在势则尊，无列则贱”。朱熹十分注意因国家财政问题而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批评政府不实行“量入以为出”的财政原则，而是“计费以取民”，从而不断加重赋敛。王安石虽有“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即向大自然索取的思想;也提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之响亮口号。但其变法措施向人们展现的却是“富其国者资之百姓”的实际敛财政策，新法加强了对人民的搜括，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等都有变相加赋的内容。司马光提出“农尽力”、“工尽巧”、“商贾流通”诸办法，要求“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苛敛，为富人辩护而不同意抑兼并，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财政收入才能提高。其《论财利疏》专门谈了如何开源节流诸问题。张方平则重视财政的统计和核算工作，“核实天下之金谷，以入为出，以有余补不足，以会中外一岁经用之实，则财赋之盈虚可预料矣”。他建议依据上年的收支情况，制定当年的财政预算，为确保预算的精确与合理，要求有关部门及时会商。郑伯谦也非常强调理财中“会计”的作用，指出其“出纳移用”与“纠察钩考”之责要分别由不同的机构职掌，以便于对国家财政运作进行审计考核。叶适认为不能理财便不成其为“圣君贤臣”，而“理财并非聚敛”，“国家之体，当先论其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则所出非经，其为蠹国，审矣”。不过，他提出“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以使民众都有“衣食之具”的办法，没有提供可操作性，不免流为一种幻想。

救荒赈济问题　历朝在这一问题上已有许多经验积累，宋人的思路和做法更有许多可取之处。例如，宋代新创的救济粮仓就有广惠仓、丰储仓、社仓等10余种。沈括提出以工代赈，救灾养民，以补救单纯靠放赈救灾的不足。吕祖谦批评王安石把常平、广惠仓的粮谷变为青苗钱放贷收息，要统治者引以为戒。朱熹在《劝农文》和《劝谕救荒》的文告中，对地主和农民双方进行劝说，力使阶级矛盾有所缓和。遇到灾年时，他更告诫“上户有力之家切须存恤救济”，免得农民流移，“田土抛荒，公私受弊”。南宋董?《救荒活民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论述了常平、义仓、劝分(劝谕富民出粜)、禁遏籴(不禁止购运粮食)、不抑价、检旱、减租、贷种、遣使、弛禁、鬻爵、度僧、优农、治盗、捕蝗、和籴、存恤流民、劝种二麦、通融有无、借贷内库等，较为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各种救荒办法，其中不乏利用市场自发救灾的措施，把“谷商赚钱”也作为解决饥民的一种手段。他揭露出许多救荒弊政，令人深省;但对富民作出都会出力救济穷人的推断，过于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