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

词兴起于唐而大盛于宋，宋词，被后人奉为能与楚骚、汉赋、唐诗、元曲并驾的“一代之文学”。词为曲子词之简称，原指用燕乐曲调歌唱的歌词，在晚唐五代更趋流行，形成了西蜀与南唐两个创作重心。北宋前期词即直承南唐词而来，代表作家有晏殊、欧阳修、张先等人。晏殊尤好冯延巳词，词风也多有承袭，词体以小令为主，题材不出遣兴娱宾、恋情别绪，幽约深婉，清丽闲雅。但晏词较冯词更多哲理思致，力图超脱人生的烦恼愁怨。欧阳修同受南唐词的沾溉，但在传统的主题与风格中融入了更多的人生感慨，情致更为深挚，并以豪宕遣兴之笔化解其情，表现为及时行乐、把玩人生的豪兴。柳永则在继承中更多地表现出革新倾向。与晏欧身居高位不同，柳永长期生活于市民阶层中，流连于花街柳巷，故其词多表现市民情趣，尤致同情于青楼中人。柳词对传统的词境有所拓展，将词推向了江湖漂泊的羁旅生涯以及都市坊曲的风流繁华。在体裁上他一改小令的一统天下，继张先在初试锋芒以后，更是大量运用慢词，并采俚曲入词，由此扩展了词体的表现力，词人得以在词中铺叙情事，使词改变了原有的含蓄简约而走向情致酣畅。柳永还尝试运用俚词俗语，使词呈现出通俗化的格调，某些作品雅俗兼融，别开生面。柳永的探索实为豪放词的出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北宋中后期伴随着激烈的政争党祸，文人的命运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变化，加上文学革新思潮的推动，词风的新变势所必然。首倡变革之风者当推苏轼。他以旷世才情首标词的豪放之格，进一步拓展词的主题范围，使词更多地转向抒写人生怀抱、国事民生，将一己的情怀置于天地宇宙、往古来今的大背景中加以展现，放笔挥洒，纵横自如，一扫传统的绮罗香泽之态，出之以豪迈奔放、清朗俊逸之格。人们往往用“以诗为词”来概括苏词的作风。苏词也不是一味豪放，集中也不乏温柔婉丽之什，但即便是这类词也没有常见的媚姿腻态，而具一种超拔旷达之致，即深于情又能超于情。要之，苏轼的词境乃由豪而入于旷。

尽管苏词有如此开拓，但在苏门弟子中嗣响并不明显。黄庭坚时有豪健疏朗之作，差可比肩苏轼，晁补之也每有豪放之笔。作为词坛翘楚的秦观则依旧步武婉约辙迹，将词的本色传统推向新的高度。秦观之词以深于情、婉于词而著称，善于表现刻骨铭心的情感历程、敏感细腻的心灵世界;尤其在遭贬之后更将身世之感融入艳情离绪，风格趋于凄婉沉挚。与秦观足可相提并论的是晏殊之子晏?道。他经历了家道中落，却依然保有一颗赤子之心，为人真率而多情，其词亦以情深婉丽见长，尤多追忆旧情之作，有不堪回首之感。他在继承乃父温婉词风的同时融入了欧阳修的深挚跌宕，时露生新峭拔之迹，更多琢炼之功。

北宋婉约词之集大成者当属周邦彦。周氏娴熟音律，又擅赋作，他发展了词的婉丽传统，富缠绵柔媚之致。在慢词的写作上尤见功力，每以错综之笔颠倒时空之序，往复勾勒，排?跌宕，极尽铺叙之能事，但又辅以用典虚拟等手法，使笔致深曲含蓄，不致直露无馀。遣词追求精工富丽，妙合音律，且多化用前人尤其是唐人诗句，增添其典雅色彩。由于其卓越的创作成就，以至王国维拟之为诗中杜甫。

南渡之际的女词人李清照卓然自成一家。她一方面坚持词的本色传统，宣称词“别是一家”，一方面并不墨守成规，故其词能开辟新境，别具风神。她既不满豪放词家对传统突破太过，使词成为“句读不葺之诗”;又反对软媚过甚、词语尘下的俗格。其词虽也抒相思离别之情，但深挚而不俗艳，格调俊爽洒脱;南渡后融入家国之痛，更有刻骨铭心之感。要之，清照词在婉约中具神骏遒逸之致，部分作品甚至有豪放之风，以至论者许为“闺阁中之苏辛”(沈曾植《菌阁琐谈》)。这与她不同流俗的才情识见是密切相关的。清照词的语言诚能臻于“以俗为雅”的化境，虽采寻常语入词，却能于浅近自然中透出高情雅趣，令人玩味无穷。在这一点上可媲美李后主。其清新疏宕的词风也开启了南宋清空一路的词派。

宋金战争的时代风云，故土沦丧的国耻家难激发了普遍的爱国热诚，为豪放词的涌现提供了现实土壤。张元?、张孝祥等嚆矢于前，陆游、辛弃疾等继响于后，形成了南宋词中的豪放一派，辛弃疾则是此派的领军人物。他以抗金志士的身分南归，虽长期投闲置散，但始终不忘恢复。辛词的重要内容即是抒写抗金报国之志，以及此志不能实现的愤抑悲慨，词中饱含着爱国忧时的激情。他对词的固有传统的突破又大过于苏轼，由“以诗为词”进而为“以文为词”。词中大量运用典故，常参以散文句法及赋体笔法，使词别开生面，迥异常格。辛词纵横古今，大气磅礴，难免失之粗豪;但部分词作又兼用比兴，以香草美人等意象传忧抑委宛之情思，跌宕沉郁，回肠荡气，有些词低回宛转，甚至不减婉约派词家。在辛弃疾的感召下，陈亮、刘过乃至其后的刘克庄、刘辰翁诸家，均走豪健雄放一路，形成了南宋豪放派的创作群体。

随着宋金对峙、南宋偏安之势的确立，南宋中期以后词的主流又归趋婉约，但仍在进一步追求典雅的审美风范，琢词炼句，审音合律，故论者又称之为“风雅词派”或“格律词派”。据宋季词论家张炎的分析，此派大致可分为清空与质实两大风格范畴。

“清空”的代表为姜夔。他以布衣之身漂泊江湖，才高多艺，游食于公卿之门，为范成大、张鉴等达官名流所赏识。姜词虽以情事为其主题，但一般不从正面铺陈其昵狎温柔之态，多作侧面的烘托、影射，常于追思怀恋中刻画其情意深切，故少了几分香艳软媚，却平添了清雅脱俗之趣。词中所描摹的意象多属清冷之物，如冷月、寒山、清荷、梅花等，并偏好冷色调的形容词，以渲染意境之幽邃空寂。其运笔每避实就虚，不着色相，遗貌取神，重气氛之烘染，以求空灵渺远之风神。琢词锻句，力求醇雅，考究音律，一丝不苟，且能自度曲调，创为新声，其集中有17首自度曲，旁注工尺谱，成为宋词音乐中罕见的珍贵史料。论者指出，姜夔之词实以江西派诗之硬笔救婉约派词之熟软，复以晚唐诗之风神益曲子词之远韵。约与姜夔同时的高观国、史达祖，亦以词风情清峭为特色，但高、史之作每有弄巧生新之弊，或即过于琢炼所致。

“质实”则被归之于吴文英。吴氏身世亦多落魄，以清客之身游于公卿之间，虽沉晦不显，其词名却卓然高标。在追求雅韵高格方面，他与姜夔可谓一脉相通，但姜词偏于清峭疏隽，而吴词则取质实扶丽。吴文英亦是深于情愫的浪漫文人，故其词作亦集中于缠绵悱恻的爱情主题，交织着两情相悦的欢愉及人去缘尽的怨悔。但通过种种曲笔错综、奇思妙想，将这些情缘表现得扑朔迷离，如梦似幻。吴词的章法较之周邦彦更错落颠倒，不可端倪，而词中意象安排之密集更令人目不暇接。加上他喜用色调扶艳的词藻修饰意象，更增词风之密丽。他还编织进众多的典故，加以翻新活用;或用代词指物，使寻常事物带上了新奇色彩;或活用词性，或改变词语的正常搭配，力造生新之境。凡此都使吴词表现出迥异常格的风貌，同时也召致了晦涩零乱的诟病。但吴词并非一概凝涩晦昧，论者指出，其佳作实具内潜之气、神骏之势，“有灵气行乎其间”(戈载《七家词选》)。有些词也写得清疏明快，或神高意远。

宋末至元初，豪放词家发出慷慨悲歌，文天祥、刘辰翁等人的词，以豪放写沉郁，抒发家国之痛，迸射出一道爱国主义光芒。而婉约词家仍恪守词的当行本色，但作品中注入了深沉浓重的家国之感，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周密、王沂孙、张炎同为宋元之交的传统派代表词人。他们远祧周邦彦，近承姜夔或吴文英，词风以清雅妍丽为主。有感于国破家亡的时世，他们的词更多以咏物寄托情怀，幽忧之思借物传出，浑化超远，意在不即不离之间。张炎在创作之外撰成《词源》一书，总结了词之渊源流变，以宗尚姜夔相标榜，提出“清空”的词学范畴，其咏物及纪游诸作寄寓了深沉的故国之思。王沂孙传世之词更是重在咏物。在异族统治下他们只能借咏物寄意，这些词都写得言近旨远，寄记遥深。

对宋词的研讨评论、搜集刊行几乎与其创作同步，而在后世更趋繁盛，蔚为显学。宋词总集的编纂始于南宋中期。现存最早的宋词总集是南宋曾?编成的《乐府雅词》，选词崇尚典雅，保留了原初的词体、词乐资料，弥足珍贵。南宋时期又陆续有多种总集问世，如黄?的《花庵词选》、赵闻礼的《阳春白雪》、周密的《绝妙好词》等。至明后期毛晋汲古阁所刻《宋六十名家词》标志了宋词总集的刊行又上了一个新的层次，其数量、范围、体例均超越前人。有清一代堪称词学中兴，康熙间朱彝尊与汪森编成36卷本之《词综》，网罗宏富，标榜“以醇雅为宗”，其后选集、汇刻续出不断。1917年朱祖谋编辑的《?村丛书》为近代规模最大的词集丛书，其中宋词别集占绝大部分，且多以稀见善本为主，精校订补，大有功于词林。由赵万里校辑，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在网罗词的佚作上，是一项卓越成果。唐圭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广采博搜，编成300卷的《全宋词》巨帙，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线装本，后有中华书局的新版本，共收词家1，300余人，词作的的近2万首。其后，孔凡礼又辑得若干遗佚之作，编为《全宋词补辑》。宋词的这份宝贵遗产受到后人越来越多的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