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与空间系统之美

任何建筑，都是由建筑实体(建筑物)与它所围合、所影响的建筑空间所构成的，两者互为存在条件。没有建筑实体的建筑空间与没有建筑空间的建筑实体，都是不可思议的。建筑实体是人以建造方式划分空间的手段。空间本来是属于自然的、自在的建筑实体的确立，使自然空间中的与建筑实体相关的空间区域成为人为的空间、属人的空间、建筑空间;建筑空间是人以建造方式确立建筑实体的目的，它是建筑实体所围合与其影响力所及的外延区域。实体所围合的区域称为建筑内部 (室内)空间。实体影响力所及的外延区域称为建筑外部空间。所谓建筑实体的影响力所及，实际上是一个变量，因而建筑的外部空间范围也是一个变量。皎洁的月光洒在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上，留下一片美的阴影，这阴影，可以说是佛光寺大殿影响力所及的外部空间区域; 坐在奔驰的火车上经过文化古城苏州，远见虎丘塔高高耸立，其美可羡，在火车与塔之间的一个广大区域，便是塔的影响力所及的外部空间区域。

在哲学观念上，中国建筑文化早就注意到建筑实体与建筑空间的辩证关系问题，或者可以说，触及了建筑空间的不寻常的文化审美意义。

老子有一句名言：“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就揭示了这一意义。在老子看来，犹如“室”之有“无”才成其为室。“无”，这里指空间。从一般人们所惯熟的思维逻辑来说，建筑空间是依建筑实体而存在的，因为前者是后者确立、划分自然空间的结果。但是，问题恰好倒过来，试问，人们为什么要如此艰苦卓绝、甚至 “劳民伤财”地建造房屋之类呢?难道不就在向茫茫自然空间区域要一个“有室之用”的“无”(建筑空间)吗?这里，老子从强调“道”之重要的“原在性”出发，以人们常见的建筑现象作说明，却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历史性收获，即从本体论、目的论揭示了建筑空间的重要意义，它既富于深邃的哲理，又是符合建筑空间论的科学之理的。可以说，老子关于“当其无，有室之用”的精辟见解，是中国古代的 “空间――建筑的主角”论。

无论从建筑科学还是美学角度，强调建筑空间的本体论、目的论意义都是必要的。唯具“室之无”，才有“室”之“用”。故“室”之“无”，从哲学本体论看，就是“室”(建筑实体)的“本体”，亦可简称为“体”。魏晋玄学家在解说老子的这一思想时说，“虽盛业大富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王弼《老子注》)。仅就建筑而言，这是说建筑因涵“无”而具“用”之功能。“无”，就是建筑之根本的“体”。

虽则建筑空间即“室”之“无”在整个建筑文化现象中无疑具有本体意义，但与“无”相应的建筑实体又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因素。实际上，中国建筑中的建筑空间与实体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体”、“用”无法分拆。

古人云，“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又说，“一原犹一本。体用一本，即谓体与用非二本。有体即有用，体即月之体，用即体之用。体即用之藏，用即体之显。用即由体出，非于体之外别有一用，与体对立而并峙”(程氏《易传?序》)。王阳明亦曾指出，“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原。” (王阳明 《传习录》)。

这里所说的体用观，是一对哲学范畴，但同时也揭示了建筑空间与建筑实体之间又存在一个参与决定中国建筑之美的“模糊”领域。中国建筑之美既不在建筑空间，又不在建筑实体，而在于空间与实体、体与用的中介、“暧昧” 与 “灰”。

下面，我们谈谈空间与空间的 “模糊”。

中国建筑的屋顶、墙体、门窗、立柱之类，是分隔与沟通中国建筑内外部空间的手段。那么，这种作为手段的建筑实体的文化本质又是什么呢?

从建筑“模糊领域”论看，它们就是建筑内外部空间的中介与过渡。在情感逻辑上，一定的建筑实体，不仅是建筑科学意义上内外部空间的中介与过渡，而且是美学意义上情感相互交流的一种过渡。北京四合院、江南民居与岭南寻常百姓的“家”，比之于故宫太和殿、十三陵长陵的?恩殿，由于墙体、屋顶、门窗设置等高度、厚度不同，立面分割与色彩、质感不同等等建筑实体因素，这些建筑内外部空间也呈现不同的文化风貌与美学性格。四周封闭的陵体与四周通透的石牌坊、凉亭、长廊等等，亦不可同日而语。墙体上所辟门窗的多寡、大小、位置、形状等等不同，也会影响建筑内外部空间的交流。高墙深院紧闭的大门或南宋诗人叶绍翁诗中“久不开”的“柴扉”、庭院的月洞门或垂花门及清人戴震《考工记宫室图》所绘的宫殿正门或闱门之间，其相应的内外部空间的美学氛围自然也是很不相同的。中国古代由于以木构取胜，墙不起承重之功效，故窗户的开辟十分灵活多样，往往实用与审美兼而得之，而且园林建筑之各种漏花窗，更重于审美，所谓“门窗磨空，制式时裁，不惟屋宇翻新，斯谓林因遵雅”、“工精虽砖瓦作，调度犹在得人，触景生奇，含情多致”(计成《园冶》)是也。当代世界著名的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先生认为，西方古代(比如古希腊)对门窗的空间观念，一般注重其生理、实用与技术意义，重在求其通风、采光或闭围性功能。中国建筑的门窗，似更重视其内外部空间的心理情感的交流与交融。因此，门窗作为建筑内外部空间的连续与中介，在古代中外，其美学意蕴、文化内涵是不尽相同的。再如中国古代的大屋顶，正如希腊的平顶、罗马的拱顶与中世纪西欧教堂的尖顶一样，对中国建筑空间意象的审美意味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古代建筑的建筑实体，正因其是一个动态的变量，是处于建筑内外部空间之间的一种“模糊”，才是一种活跃的、富于生气的因素，在这个领域，古代建筑匠师们做了许多好 “文章”。

中国古代建筑的外部空间是处于建筑内部 (有的建筑物无内部空间，此当别论)空间与自然空间之间的一种过渡、连续与中介，也是一个有趣的“模糊领域”、“模糊空间”。比如，大屋顶出挑深远，它与建筑外墙面所构成的那一个空间区域，既非内部空间，又非自然空间，既是内部空间的延续，又是自然空间的延续，这就是中国古代建筑外部空间的“模糊”。中国古代的庭院式建筑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并且影响到邻国，形成一个东方 “庭院文化”圈。其实这庭院空间，既不是室内空间，又相对封闭、半封闭。小小庭院、勺水片石、三二草树，又具有自然空间因素，实在是一种 “暧昧” 的 “灰” 空间。

日本谷崎润一郎曾经说过，日本的一些寺庙建筑由一个大屋顶向下扣着，“房檐伸出很深，形成很深很广的阴影”，这是建筑“阴影的美”，实际上是一种“暧昧”的美。这种美，既非“人为”，又非“自然”，或者说，既是人为的，又是自然的，是人为与自然两者之间的一个渐变状态的美。当代日本著名建筑师黑川纪章把这称之为建筑的一种“灰”。“灰”，处于黑白之间又不黑不白，也就是 “模糊”。日本中古时代传统建筑的特征是所谓 “缘侧”(即建筑之廊檐部分)，寺院、茶室甚至宫殿的某些部分，都有这种“缘侧”存在。笔者很是赞赏这“缘侧”二字，缘者，连结之义; 侧，旁边也。“缘侧”这一空间区域，就是在建筑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之旁、连结内部与外部空间的一个“模糊”领域。黑川纪章将“缘侧”解释为“灰空间”：

作为室内与室外之间的一个插入空间，介乎内与外的第三域……因有顶盖可算是内部空间，但又开敞故又是外部空间的一部分。因此，“缘侧”是典型的“灰空间”，其特点是既不割裂内外，又不独立于内外，而是内和外的一个媒介结合区域。(《日本的灰调子文化》，《世界建筑》 1981年第1期)

这里，黑川将“缘侧”范围划在建筑的内外部空间紧靠檐廊、外墙体的那一部分，很有道理。倘将“缘侧”作广义理解，也可指处于建筑内部空间(建筑实体)与自然空间之间的整个外部空间，比如街道上部的空间、整座城市的外部空间等，其实都是这样的亦此亦彼、非此非彼的“模糊”性空间。

总之，中华民族的建筑文化，在世界建筑文化交流意义上可以说是日本古代“缘侧”的文化摇篮，而且在“模糊”这一点上，可能显得更典型些。因此，日本关于“灰”、关于“缘侧”的建筑文化与美学理论，完全适用于揭示中国建筑文化之美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