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

古代兵书。战国时尉缭作。另有一说是梁惠王时的隐士所著。《汉书?艺文志》著录31篇，列于兵家。今本为5卷24篇。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初期墓出土残简6篇与今本相应之篇内容大同小异。《尉缭子》一书从政治、社会、国家治理的角度论述军事问题，主张富国强兵、依靠人事，强调“号令明、法制审”，反映了战国时治军和作战的经验。宋张载为之作注。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陆综之《尉缭子注释》。

战国末期秦国大臣。原为魏大梁(今河南省开封)人。游说到秦，得到秦王政的重用，任为国尉，因此称尉缭。他曾帮助秦王掌管军事，策划统一战争。他向秦王献计，用重金收买六国有权势的大臣，破坏诸侯间的合纵部署，再配合军事进攻，各个击破。秦王采用他的计策，终于统一了中国。《汉书?艺文志》杂家有《尉缭》29篇，早佚。一说尉缭是战国中期人，娴于军事韬略，曾与魏惠王谈论用兵致胜之道。《汉书?艺文志》兵家有《尉缭》31篇，今存24篇。

旧题尉缭所著。尉缭为战国中期军事家。其生卒年不详。史载魏惠王曾听其讲述用兵取胜之道。

《尉缭子》大约成书于战国中期。《汉书?艺文志》载《尉缭》31篇，现存5卷24篇9000余字。主要存世本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等。

《尉缭子》主张战争是“诛暴乱，禁不义”的手段，它“以武(军事)为植(支干)，以文(政治)为种(根本)。武为表，文为里”，其中含有军事从属于政治，并相互依存的意思，这种认识在古人是难能可贵的进步。它重视农战，强调国富民治的重要性，认为“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倘如此，则可“威制天下”。它充分肯定人在战争中的突出作用，提出与其求助于“鬼神”、“时日”、“天官”，莫若求于自己。

它重视战前准备和“廊庙”决策，认为“若计不先定，虑不蚤(早)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对于作战原则，它提出：若攻城，“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攻者应集中兵力，出敌不意，乘虚克敌;若战，“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根据敌之多寡，或力胜或谋取，奇正相变，虚实相兼，先发制人，争取主动;若守，一则“不失其险”(城外要地)，二则守军、援军“中外相应”，三则守必出之(必要的出击，守中有攻)。

在治军方面，它主张“明制度”，严刑赏。认为“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民内畏重刑，则外轻敌”，要用重刑威逼士卒作战。它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同时，要用爵禄奖赏有功者，以励士气，战斗力的大小主要表现为士气的高低，即所谓“气实则斗，气夺则走”。它强调将帅须执法公允，以身作则，“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逸必以身同之。”临战时则“忘其家”，“忘其亲”，“忘其身”。书中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如《重刑令》、《伍制令》、《束伍令》等篇，规定了惩治战败、投降、逃跑者的措施，以及什伍联保连坐、战场赏罚制度等。《经卒令》、《勒兵令》、《兵教》等篇，规定了部队的编组、标志、指挥信号和训练方法，旗号着装，奖惩制度等。《分塞令》与《踵军令》规定了部队宿营、戒严、通行等方法和纪律。

总之，《尉缭子》保存了大量我国古代军队战斗、内务、纪律等方面的法规性内容，为先秦其它文献所无法比拟，对后世研究先秦军制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