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舶司

官署名。唐代于广州设市舶使。亦称押蕃舶使，管理对外贸易征税诸事。宋代海上贸易发达，于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市)、温州、苏州、华亭县(今松江县)、江阴军(今江阴县)等地设市舶司，由州郡官担任市舶使。神宗元丰(1078―1085)后设提举市舶司。元、明两代设市舶提举司。市舶司长官历代均为市舶使，后亦称为提举。清代不设此官署。

官署名。亦称市舶使司、提举市舶司、市舶提举司。宋始置，掌海外贸易诸事。宋于广州、杭州、明州等地设提举市舶司。各以市舶使领掌。南宋初，市舶司一度归转运司，后复置。元沿宋制，于江浙行省之庆元、泉州二路及江西行省之广州路设市舶提举司，各以提举，同提举、副提举等官掌之。明于泉州、明州、广州设市舶提举司，各以提举1人，副提举2人主掌，管理朝贡贸易之事。后因倭患，裁各地市舶司，仅存广州一地。清废市舶司，以海关代之。

古代国家在沿海城市设立的外贸管理机构，类似近代的海关。我国古代的对外贸易，据史籍记载，始于秦代，丝绸、漆器、铁器等商品流入朝鲜、越南等亚洲古国。汉代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陆路贸易在边境关市上进行，海路贸易的商船从合浦郡徐闻县 (今属广东) 出发。中国的丝绸等商品，源源不断地从长安往西，经新疆到伊朗，再转运到西亚和欧洲。这条商旅要道，后来被誉为 “丝绸之路”。汉代的对外贸易，有官营，也有私营，都不得出售违禁商品。当时的违禁商品有兵器、铁器、铜钱等，违者处以死刑。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外贸易继续扩大，广州开始成为海路贸易的重镇，而在北面，张掖则是重要的内陆口岸。隋炀帝时曾派副部长级的大臣裴矩驻在张掖，主管通商事务。为了开辟南洋贸易，朝廷还派遣官员出使在今马来半岛的赤土国。到唐代，中国官方和私商的对外贸易空前繁荣，尤其以海路贸易为盛，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南洋诸国的商船云集广州，于是朝廷便在广州、扬州等口岸正式设置专门的官员市舶使，负责检查出入海港的 “市舶” (商船)，征收商税，对某些珍贵商品实行专卖和专买。宋代将市舶官员发展为专门机构即市舶司，在广州、杭州、明州 (宁波)、泉州、密州等地都设置有市舶司，负责管理海路进出口贸易。私商必须向官方申请类似护照的凭证，才能出海。元明两朝，海路贸易有增无减，尤其是郑和七下西洋，开拓了海外市场，许多中国商人随着郑和舰队，或循着这条海路，远航通商。因此，照样设置有市舶司。清初曾一度实行海禁，康熙二十三年 (1684) 解禁，次年宣布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 (连云港) 四处为对外贸易口岸，分别设置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结束了长达千年的市舶制度，开始了设置海关的历史。清王朝对外贸控制较严，出海贸易要经过严格的审批，许多商品如铁器、米粮、书籍等都严禁出口。乾隆二十二年 (1757)，闽、浙、江三处海关被取消，限定广州为单一对外口岸，并逐步实行垄断贸易。这种闭关自守的局面直到近代才被西方列强的枪炮打破。

亦称市舶使司、提举市舶司。官署名。唐代只在广州设置，掌港口海外贸易事务。宋代随着海外贸易的日益发展，先后置市舶司的港口有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密州的板桥镇(今山东胶县)、秀州的华亭县(今上海松江)、青龙镇(今上海青浦北)、江阴军(治今江苏江阴)、温州、澉浦(今浙江海盐南)等处。其长官称市舶使，或称提举市舶，简称舶使。开始由州级地方官或各路转运司使兼任;北宋末期，广、泉、两浙诸市舶司开始置专任官员，其下有监官、专库、手分等官吏。级别较低的市舶机构，或称市舶务，置监官，常由知县兼任。其主要职掌有：一，对入港海舶货物进行检查和抽买。经抽买后的舶货，才发给贸易许可凭证，其凭证称“公凭引目”或“文引”。二，抽买所得物货的保管、解送及出卖。保管有市舶库，然后依条分纲，差使臣、衙前管押，运送京城。某些剩余或粗重难运之货物留在本地自行加息估价出卖。三，对出港航海货船进行检查与发给“公凭”。严禁铜钱、军用等物资的出口，也禁止驶向敌国与禁地。经检查合格，并由本地有物力的数人作保，方发给公凭，允许其出海贸易，回来时要交验。不请公凭而擅行的船只，许人告捉，船物没官并予判罪。四，对蕃舶的招徕及迎送。市舶司可遣人持敕书、信件或委托商船往外国招徕外商。主持对蕃舶迎送招待和定期犒宴、定期祭神祈风等公务。外国商舶遇难，飘泊到港，要负责救援、接济安顿，直至送回本国。五，管理蕃坊。选派蕃长，规定蕃客经济活动的条例，处理外商户绝遗留财产等。北宋时，广州、明州、杭州三港市舶司最为著名，简称“三司”，其中广州最繁盛。南宋时泉州港崛起，其地位几乎超过广州。在宋代国家财政中，市舶司的收入实为国家重要财源之一。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市舶司不但在海港进出口业务管理上日渐完善，而且在宋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参见“阅货”、“抽买”、“祈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