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优雅叛逆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其跌宕起伏的生命经历，缠绵悱恻的情感纠葛，造就了张爱玲的独特气质。那是忧郁中带着叛逆，冷漠中含着柔情，骨性高傲但又不失率真恬淡的心性，它令张爱玲的着装凸显出不流于世俗的特立独行。服饰在此时诉说出一种掩映在叛逆衣装下的高雅姿态。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张爱玲已成为颇具名气的女作家。与其脍炙人口的文章相比，她的衣着也是上海滩的热门话题。当时一家报刊曾刊登过一幅题作“钢笔与口红”的漫画。画中的张爱玲身着古装短袄，一脸淡然。旁书一行字，道是“奇装炫人的张爱玲”。足见其衣装留给人的印象之深。

在当时的时尚之都――上海，海派旗袍是最流行的女装。而张爱玲却全然不顾世俗评判，将旗袍穿出一种“另类”风情。她曾随手拿起大红大绿的床单，经简单缝连做成旗袍出门上街，而且只把旗袍高高的开衩处简单缀连，展现出对自我的高度欣赏与自信，这种勇气在今天看来依然令人惊讶赞赏。

张爱玲的奇装异服在当时颇具轰动效应，它曾使为《传奇》一书印刷的工人们停了工; 曾使一整条巷子中的人们争相观看;曾使自己身后经常追满看热闹的小孩子……

对于自己的着装哲学，张爱玲说： “与民国时装的洋派相比，我更欣赏、眷恋古人着衣的那种婉妙复杂的调和。色泽的调和是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的‘对照’与‘和谐’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法，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也是非常显著的; 两种绿越是接近，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对照，大红大绿，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味。”又说：“现代的中国人往往说从前的人不懂得配色。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而是参差的对照，譬如说，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色……”

这种穿衣理念装扮出张爱玲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服饰形象。余彬在《张爱玲传》中描写道：“伊人驻足而立，两手背在身后。张爱玲身上的服装是其‘最经典’ 的发明，即罩在旗袍外面的古式夹袄： 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张爱玲对那大袄尤其满意，我们所能见到她的许多照片，穿的都是这种大袄。《流言》的封面人物(实为张爱玲的又一自画像)最引人注目的仍是这种大袄。所收三张照片下面将《传奇》再版前言中的一句话作了题词： ‘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这与那件时装的剪影恰好映出张爱玲心境的两面： 一个有童心的好奇，于现世生活中尽情享受;一个早熟早慧，悲天悯人，时时意识到那‘迷惘的背景’，仿佛视见了未来的地老天荒。”

如果探究张爱玲着装的原因，可以看出其与态度有关，与名气无关，与个性有关，与潮流无关――她就是这样裹挟着自我，用才情维系着对服装、个性和生活的坚持。张爱玲的着装，就像其追求超凡脱俗的爱情一般――不问缘由，不问经历，跨越了时间与空间，超越了阶级与信仰; 也像她的作品，让人魂魄战栗，既将生活艺术化，又满怀凄艳哀绝;又像现在流行的概念词汇，既是“小资”，又是“布波”，她就是这样游刃于大俗大雅之间，活出了真我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