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归宿

中央王朝建立土司制，目的就是借此使民族地区逐渐发生变化，最终还要废除土司制，即改土归流，没有土司制，也就不会有改土归流。所以从主观因素上看，土司制度的建立已决定了将来改土归流的实施。从客观上看，改土归流既是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程度有了提高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汉族地区经济与文化的不断渗透之功，但用外力来确认这两方面的发展，既表现了中央集权及专制主义的进一步强化，也说明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格局的日益明朗化。

当然，土司制度本身也存在一些弊端。首先是前文已提到的缺乏监察制度，各方土司借天高皇帝远，自己又有军政大权的机会，多各自为政，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央对他们难以调度。更有势大者，借而为反叛之事。也有的土司残暴无度，激起民愤。建立土司制的目的是加强边疆与中央的联系、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土司借机拥土自傲，则适得其反。为此，在明代改土归流就已开始。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尚无改土归流条件，但当地土司又不听调度甚而至于反叛的，则分袭众建，即取消大土司，代以若干小土司，如前文提到的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

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则发生于清雍正年间(1723―1735)，此后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雍正朝时的一些官员及当时的云贵总督鄂尔泰曾先后向雍正上书，分析了改土归流的益处，除可翦除暴虐不听从指挥的土司外，还可增加国家税收，剔除昏庸无能的继承者，国家可统一管理和利用自然资源，统一调配各地物产，以有资无，以丰助歉，以定食俸禄的流官代替搜括无度的土司。

当然，某一个地方的土司是否改土归流，并不完全依据其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发展程度，由于是中央王朝主动采取的措施，其理由也各不相同，或是铲除桀骜不驯者，或是注销无嗣者，或是土民“请愿”改流，对土司“自请”改流者则宽大处理。

客观上看，改土归流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亦得到很大繁荣，在各民族传统文化中融进了相当内容的汉文化。各民族及汉族地理分布上的犬牙交错，政治上的统一归属，经济上的互为补充，文化上的互相交融，均在此期有了空前的发展。

当然，在有的地区，改土归流操之过急，如明初的水西土司;有的地区，则有始无终，如西双版纳土司，这与不改不同，不改，那么土司在当地仍是最高军政长官，而西双版纳土司在乾隆时已有名无实，却一直存在至解放初。对一些土司，清政府则用了一些手段，所谓的自愿或请愿，就是玩弄手段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