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对秦文化的反思

秦以法家思想治国理政，很快灭掉了六国，统一了天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偌大的秦帝国，只经过短短的10多年时间，便又土崩瓦解了。面对这一空前巨大的兴亡变化，继秦而立的汉王朝的君臣们，不能不对秦的统治思想认真进行反思。大家知道，在文化中思想是主干，任何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都离不开思想的指导与影响。因此，汉人对秦治国思想的反思，实际上正集中体现了对秦文化的反思。

最早进行这项工作的要算陆贾。他本是楚人，以客的身份追随刘邦打江山，善于口辩，常常被派遣作为使者游说于逐鹿的群雄之间。西汉立国不久，他便向刘邦提出要用儒家《诗》、《书》思想治国的问题，受到一向不喜儒的刘邦的嘲骂。刘认为自己从“马上”得天下――即用武力夺取天下，“安事《诗》、《书》”?陆贾则耐心向其阐述从“马上”得到的天下不能再用“马上”的办法去治理的道理，列举商汤、周武这些古代圣君“逆取而顺守”的史实，说明只有“文武并用”才是治天下的“长久之术”，最后通过分析秦统一后仍任法不变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反问刘邦说：“向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汉书?陆贾传》)这一席话，使刘邦有所省悟，于是让陆贾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著之书帛，以为借鉴。史载，陆贾一共写了12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汉书?陆贾传》)。

从上述可知，陆贾主要批评秦的“任刑法不变”，认为统一后应该“行仁义”、“法先圣”。可惜我们今天见到的《新语》，乃后人依托之作，其内容已与原著不同，因此我们无法详知陆贾之说的细节。但陆贾对秦统治思想批评的大思路，无疑为整个汉人对秦文化的反思奠立了基调。

西汉一代，对秦文化剖解最为深刻、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自然应数贾谊。 他是阳(今河南洛阳东北)人，18岁时即以突出的文才显名郡中，后被推荐朝庭，拜为博士，在文武大臣中年龄最少。每有诏令出下及遣议事，各位老先生未能言，他却一一应对自如，显示了超众的才华，受到汉文帝的赏识，一岁之中便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他写有一篇专门论述秦成败得失的大文章，叫作《过秦论》，集中反映了他对秦历史文化的基本观点。司马迁著《史记》，特将此文附于《秦始皇本纪》文末，用以表达自己的看法。在这篇洋洋数千言的论文中，其中心是批评秦“仁义(或作仁心)不施”，不知“攻守之势异也”的道理。贾谊讲：“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在他看来，“其道不易，其政不改”，就是造成秦亡的根本原因。换言之，即是说应该“守”的时候，却仍然采用了“攻”“取”的做法。这里所谓的“攻”“取”是指秦的打天下、统一天下，而所谓的“守”则指其坐天下、治理天下。秦统一后，仍旧用打天下时所实行的法家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措施来治理天下，结果“成败异变，功业相反”，遭致“一夫作难而七庙堕”的下场。显然，贾谊的这些看法与陆贾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以上陆贾、贾谊两个实例，在汉代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们的观点，可以说是时人的共识。如果把这一共识用简洁的语言表示，即治天下需要儒家思想。事实上，这一共识在汉代，特别是在汉初，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时代潮流，就连素来轻蔑儒家的汉高祖刘邦，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在晚年以大牢祠孔子，向孔圣顶礼膜拜。当然，儒家思想在汉代地位的完全确立，是在汉武帝时期。其标志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此，自汉立国以来对秦文化的反思，呼唤儒家思想的潮流，始告一个段落。

为什么汉人通过反思秦文化，要呼唤儒家思想呢?这还需要从儒家学说本身上去寻求答案。汉初著名史学家司马谈曾写过一篇《论六家要旨》的文章，其中分析儒家思想说：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

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这话讲得非常中肯。儒家的学说，因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故打天下时派不上用场;但天下太平，需要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时，这种学说便大有用武之地了。史载，西汉初建时，为法简易，群臣饮酒争功，有人酩酊大醉，当着皇帝的面胡喊乱叫，更甚者竟拔剑击柱，为此刘邦十分担心。这时叔孙通向刘邦进言说：“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表示愿意征召一批儒者为汉王朝拟定朝仪。当新朝仪首次出台演示后，刘邦大发感慨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汉书?叔孙通传》)从这件实例，不难看出儒家学说对于治天下确实有其特殊的功能。

尽管时代呼唤儒家思想，经过数代人的酝酿努力，儒学亦最终被定为一尊，但汉朝统治者心里明白，治天下如果完全实行儒家的“仁义”主张，也同样是行不通的。这里，仍需要严刑峻法，即需要用法家的一套办法，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法家严而少思，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所以当“柔仁好儒”的太子刘爽向其父宣帝建议“宜用儒生”时，宣帝立刻变了脸色厉声训斥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宣帝所讲的“霸道”，即秦所奉行的法家思想，“王道”、“德教”、“周政”等均指儒家学说。这一席话，可谓把汉代统治者治术的底牌全盘托出。原来他们表面上独尊儒术，而骨子里仍然实行法家的一套主张。由此可见，汉的统治思想实质上依旧是秦的统治思想，只不过它吸取了亡秦的教训，给赤裸裸的这种思想又披上了温柔的外装罢了。这是汉代统治者比秦高明的地方。沿着这一思路继续考察，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汉代不仅仅在制度文化上继承了秦，而且在制度文化赖以产生的思想文化方面同样也继承了秦――确切讲是更加完善地发展了秦的思想文化。至此，我们对所谓“汉承秦制”的理解，自然就更上升了一个层次。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汉人呼唤的儒家思想，汉武时定于一尊的儒术，已远远不是春秋末孔子创立儒家时的理论，也不是战国时代孟子的思想，而是经过了改造，糅合了众家之长，具有杂家特色的新儒家思想。它适应汉代统治者“霸王道杂之”及“大一统”的政治需要而诞生。如果我们用经典的儒家学说去理解它，那就大错而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