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与齐桓公的霸业

齐国经过管仲旨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改革，很快强盛起来，在大国称霸的角逐当中，捷足先登，齐桓公首霸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一)管仲之谋

桓公首霸，不仅与管仲的改革密不可分，而且桓公称霸的战略、策略、口号、政策，甚至每一个具体的措施、步骤，都是出自管仲之谋划。齐桓公尊重管仲，信任管仲，称之为仲父，言听计从，所谓“一则仲父，二则仲父，”大小事，皆谋及管仲。

春秋初期，中原地区较大的国家有齐、鲁、郑、宋、卫、陈、蔡等。开始郑国最强，因为周平王即位、东迁及东周王室的维持，多赖郑国。郑庄公时，曾一度号召诸侯，并敢于同周王室抗争，称为“小伯”即小霸。但郑庄公之后，公子争权夺利，国无宁日，衰落下去。到齐桓公时，东方强国就数齐、鲁了。

齐、鲁近邻，亲戚之国，世为婚姻，但在争霸时期，你争我夺，近邻和姻戚关系失去了任何作用。齐、鲁两国互为争霸对手，关系十分紧张。帝王的婚姻，本就是一种政治交易，是不讲什么感情的。如公元前686年，齐国发生内乱，齐襄公被无知杀死。鲁国以为时机已到，立即送在鲁国避难的公子纠回国夺取君位，失败被杀后，鲁国竟出兵干涉，进攻齐国。结果乾时一战，鲁国大败。齐桓公上台之后，当然把鲁国视为仇敌，时刻想拿鲁国开刀。他即位不到半年，国内尚未安定，百姓元气未复，外交关系未立，他就想乘乾时战胜之势，进攻鲁国。管仲以为条件不具备，反对攻打鲁国。齐桓公不听，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于公元前684年，决然兴兵伐鲁，双方大战于长勺(长勺邑在今山东莱芜市东北)，齐国大败。这时齐桓公才听进管仲的规劝，冷静考虑管仲提出的战略策略：第一避实就虚，首先选择弱国，制造借口下手。第二，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利用传统力量。因为天子虽然已无力量，但天子的旗号还有一定作用，只要有实力，它还可以利用。第三，“尊王攘夷”。因为当时夷夏关系紧张，四夷交侵，威胁华夏诸国的安全。攘夷，关系着华夏诸国的利益，容易取得各国支持。

(二)尊王攘夷与恩威并施

齐国周围有那些小国呢?最小最弱最近的是谭国。于是管仲与齐桓公谋，以齐桓公小白在外流浪时，到谭国曾受冷落，小白即位时，谭国又未派人祝贺等为理由，大兴问罪之师。结果一举灭谭而吞并之，从而扩大了领土，壮大了声威，对鲁国形成很大威胁。

公元前681年，已是兵精粮足的齐国，决定一试锋芒，选择谁呢?宋国。宋国此时发生内乱，君位难定。管仲建议桓公打出周天子的旗号，邀请宋、鲁、陈、蔡、郑、曹、邾等国到北杏(今山东东阿北)集会，以商议为宋立君，并平其内乱之事。但鲁、郑、曹、卫等国不听号召，没有与会。只有齐、宋、陈、蔡、邾等一半的国家到会。齐桓公为了维护面子，勉强开了五国会议，签订盟约，推齐国为头头，在“尊王攘夷”旗号下，拥立宋公子御说为宋君。但由于齐国威信还不够，入盟各国并不心悦诚服。刚被拥立为宋君的御说就公开表示不服气，竟然不辞而别，使会议不欢而散。

齐桓公知道这是国力还不够强大的原因，便与管仲谋划进一步经营的决策，以张国力，以树权威。于是管仲又选中了南邻遂国(在今山东肥城县南)。遂国弱小，并敢不参加北杏之会。管仲以此为由，发兵伐遂，一举而灭。这一举动，吓坏了周围许多小国，不得不归顺于齐。齐见鲁国进一步孤立，便想法迫使鲁国就范。齐桓公想用武力，管仲则主张施以信义，提出两国会盟于柯(今山东东阿)。为了使鲁国宾服，会盟时管仲又建议齐桓公答应归还齐国侵占的鲁国的汶阳的土地。这样，鲁国屈服。曹、卫等国见鲁国已宾服，十分害怕，不得不派使者到齐国谢过赔礼，订立盟约。齐国见时机已经成熟，便联合曹、陈两国，去攻打违背北杏之盟的宋国。同时齐国还说服周天子，也派出一支军队参加讨宋。大军压境，宋国只好屈服，派人赔礼、认错，重新入盟签约，真正承认齐国的盟主地位。

在这种形势下，齐国乘胜而进，一边向诸侯显示实力，一边加强政治攻势，接二连三地举行会盟。公元前680年冬，约宋、卫、郑三国会盟于鄄(今山东鄄城北)，各大国及周天子都派人参加。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以个人名义召集各大诸侯国再次会盟于鄄。公元前678年，齐、鲁、宋、陈、郑再次会盟于幽。这次会盟，周惠王派使者前往，宣布王命，封齐桓公为“侯伯”。“伯”，就是“霸”，“侯伯”就是诸侯的首领、霸主。

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既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认，就理直气壮地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对周围的夷狄戎蛮展开了进攻。如北方的山戎侵袭燕国，燕国求援，齐桓公就于公元前664年，北伐山戎，追至孤竹国，迫使孤竹国投降，安定了北方。过了两年，狄人又南侵邢国和卫国，齐桓公又率诸侯的军队两次救邢，两次救卫，使这两个一度被狄人攻破的国家保存了下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救邢存卫”之举。齐桓公这些举动，是正义的，对维护中原地区的安定，保护黄河下游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三)召陵之盟与葵丘之会

北方安定了，南方与楚国的矛盾突出出来。楚，本是祝融氏吴回的后代，与华夏族同源，(参见《世本，帝系》)后来远居荆楚，在那里创造了自己独具特点的文化。西周初年，楚为边远小邦，已被华夏人视为“蛮夷”。春秋时期，楚国逐步发展壮大，竟想脱离周天子的管辖，与周王平起平坐，称起王来。齐桓公早就想对楚国兴师问罪，只是北方多事，用兵于戎狄，无暇南顾。及北方平定，就可以南向问楚了。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齐、鲁等八国之兵，南进伐楚、灭蔡。楚王派大夫屈完迎齐师于边境，展开了一场舌战。《左传?僖公四年》载，屈完问管仲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回答：“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尔贡包茅而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入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屈完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意思是，不贡包茅是我错了，今后供给。昭王南征，死于汉水，当时汉水还不是楚国范围，与楚有什么关系呢? 你问水滨好了。态度是强硬的。管仲用事谨慎，攻楚只是一种声势，胜楚也不容易。为了显示威力，在谈判中，齐桓公邀请屈完检阅齐国军队，并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毫不示弱，回答是：“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 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齐桓公碰了钉子，也无办法。这样两军相持数月，互相妥协，楚国表示认错，今后尊奉周王，贡献包茅，还送了一些礼物给八国军队。齐国见目的已达到，于是表示：用兵是迫不得已，但愿齐楚继承先君友好，两国和睦相处。楚国顺水推舟，息事宁人，说：“君惠徼福于敝邑之杜稷，辱收寡君，寡君愿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召陵之盟”。

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桓公自己说“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召陵之会后，还有几次，如为了帮助周王继承王位，于公元前655年和公元前652年，先后在首止(也叫首戴，地在今河南睢县)和洮城(也叫桃邑，今河南濮阳县东南)会盟;为协调诸侯各国关系，公元前651年会盟于葵丘(今河南民权县东北)。这次会盟很有名，在那里签订了一份盟约，规定了许多诸侯共遵的条文。据《孟子?告子下》载：“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其盟约五条：第一，诛杀不孝之人，不要更换太子，不要以妾为妻。第二，尊重贤人，培养人才，表彰有德之人。第三，恭敬老人，慈爱幼小，不要怠慢贵宾和旅客。第四，士人当官不要世袭，职务不要多兼，录用士子一定要贤，不要独断专行地诛杀大夫。第五，不要到处筑堤，不要禁止邻国来买粮食，不要国王有所封赏而不向盟主报告。所有参加盟会的国家，从订盟时起，完全恢复旧好。这个盟约涉及不少政治、经济、外交、道德等问题，目的是要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各国不要互相侵伐，而要互相合作、支持、友好、互利。但总的看，与管仲的主张并不矛盾，其中不少内容是改革的、进取的，对旧秩序是有所否定的。

(四)齐桓首霸与齐鲁文化

春秋诸侯称霸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齐桓公的霸业是齐国文化传统的产物，又对齐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孔子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论语?宪问》载，孔子与其弟子子路、子贡评论管仲时，子贡、子路对管仲不死于其主公子纠之难，反而活着去辅佐仇人齐桓公不以为然，孔子则从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事迹角度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 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肯定管仲，主要是肯定其成就的霸业，肯定其“尊王攘夷”，保卫华夏文明和文化的巨大历史贡献。尽管孔子有“夷夏之防”的偏见，但管仲和桓公的霸业对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的确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齐桓公的霸业，保卫了中原地区不受“四夷”侵扰。尤其是齐鲁两国，环境比较和平，社会比较安定，为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突飞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其次，齐国的霸业促进了齐鲁地区的相对统一。第一是齐国疆域扩大，奠定了地方二千里的基础，许多小国被吞并，统一到两个较大的国家之内;鲁国虽是齐国争霸的对立面，但在齐国霸业当中，并未受到损失，反而收到不少好处，齐国归还了它龟阳、汶阳之田就是一例。此期也是鲁国最盛、疆域最大的时期。《诗?鲁颂》：

泰山

，鲁邦所瞻。

奄有龟蒙，遂荒大东。

至于海邦，淮夷来同。

写的就是齐桓公称霸后期，鲁僖公(前639―前626)时期鲁国盛况，当时鲁国疆域从季氏封于费(今山东费县)、宓子贱为单父(今山东单县)宰、齐鲁争夺鲁地郓(今山东郓城)、齐鲁会鲁地夹谷(今山东莱芜境内)及齐归还鲁之汶阳、龟阳之田等情况看，鲁国疆域应当是东起于费，西至濮阳(见开封府志)，西北到郓城，东北至泰山、莱芜一带，方圆近千里。此期，齐鲁地区基本完成了民族的融合，结束了小国林立各自为政的状态，大体奠定了这两个国家统治该地区的格局。这样较大地域的统一，是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繁荣的又一重要条件。之后，齐鲁文化长足发展，迅速繁荣，成为春秋战国之际全国的文化中心，是有其必然性的。